国家分析法与 ex-income 那一步

有一个动作，达利欧在他那份国别研究里做了不止一次，而中文世界几乎从没有人讲清楚过它。这个动作在技术上极其简单——换一个分母，或者剔掉一个变量；它在结果上极其剧烈——同一批原始数据，相关性从负十七变成正六十六，符号翻转，强度暴涨。

本章讲的就是这个动作，以及它所在的那套国家分析法。这套方法与前两章的债务周期是同一台机器的两个部件：债务周期解释国家为什么会周期性地陷入困境，这套方法解释国家在长期里为什么快或慢。他自己给的配比是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经济增长的大转折，约三分之二由生产率驱动，三分之一由负债水平驱动。

先把公式摆出来

这份研究成稿于二〇一五至二〇一七年间，用二十个国家的十九项经济健康计量、八十一个单项指标，去预测这些国家未来十年的人均产出增速。

结构是逐层加权的。未来十年人均产出增速约等于百分之六十五的生产率加百分之三十五的负债状况；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生产率那百分之六十五内部再分：价值占四十五，文化占二十，也就是生产率内部按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再拆一次。价值那四十五又分成四项，各占十一点三——质量调整后的受教育工人成本、生产率调整后的受教育工人成本、相对收入的努力工作程度、相对收入的投资水平。文化那二十分成六项，各占三点三——自立、享受生活相对追求成就、创新与商业精神、官僚程度、腐败程度、法治。

负债那百分之三十五分成三块：债务与偿债水平十二、债务流量六、货币政策十八。

样本是二十个国家、过去七十年、每五年取一次滚动十年期，共一百五十个观测。总估计与这些国家随后十年实际增速的相关性是百分之八十六。他给的精度自评是：三分之二的情况下预测值与实际的十年增速误差在一个百分点以内，约百分之八十五的情况在两个百分点以内。他还做了一个对照——只看收入水平或只看历史增速的朴素预测，按传统统计口径的预测能力只有这套公式的约四分之一。

这里有一条方法论声明必须先记下来，因为它决定了整套东西该怎么被评价。他说，有必要把根本的因果关系搞清楚到“显然必须如此”的程度（“…clear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that it seems obvious that they must be so”），然后再去看数据是否验证它，而不是先挖数据再找关系。这句话在他所有研究里都成立，也是他反复表明的立场：先逻辑，后数据。

教育那一栏：从负十七到正六十六

现在看那个动作。

在这套公式里权重最高的两项，都与“受教育工人的成本”有关。为什么是成本而不是水平？他给出的对照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它未来十年的增速，相关性是负百分之十七；而“成本调整后的教育水平”与未来十年增速的相关性是正百分之六十六。

同一批原始数据，只是换了个看法，符号翻转，强度从几乎无关变成强相关。

原因不神秘，说破了很平常：越有钱的国家，受教育的人越多，也越贵。教育水平这个变量里，同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有多能干”和“这个国家已经有多富”两条信息，而后者与未来增速是负相关的——最富的国家通常不会持续跑赢世界，因为技术转移会吃掉它们的竞争优势，而且多数经济体随着成功而越来越多地“品尝果实”，工作更少、投资更少。两条信息装在同一个数字里，互相抵消，于是这个数字看上去什么都不说明。

把成本作为分母除进去，就把“已经有多富”这一条抽走了，剩下的是“同样的钱能买到多少能力”。这才是他要的那个量。

什么叫性价比

这个思路他有一个更一般的表述：竞争力等于你付出的相对于你得到的。国家只是人与公司的加总，性价比最高的最有竞争力。他把生产成本套利称作增长最大的单一驱动。

具体怎么算，附录里交代得很细，这里只讲三个关键的技术选择，因为它们决定了这套读数可不可信。

第一个选择是分层。教育成本不是笼统算的，而是先按学历分层——大学、高中、小学、无学历——分别算各层每小时的成本，扣掉假期与节日，再按该国劳动力在各层的人口占比加权。理由是竞争主要发生在同一层之间：美国的大学层劳动力在质量调整后比西班牙贵，但高中及以下层比西班牙便宜得多；由于多数竞争发生在后者，美国整体反而更有吸引力。

第二个选择是质量调整。同样是“大学毕业”，各国的含金量不同，所以他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数学、科学、阅读三项成绩做质量调整。这个调整的效果可以用印度来看：印度同等学历工人的成本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质量调整之后——印度的教育质量平均差约一半——仍然约为十分之一。他给的点评是，这和二十年前的中国差不多。

第三个选择最小，但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工作方式：成本这一侧他用的是对数意义上相对发达国家均值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理由是，从竞争力的角度看，两千美元的差距在一个人均五百美元的国家和一个人均两千五百美元的国家之间，比在四万美元和四万两千美元之间有意义得多。一个换算尺度的选择，背后是一句关于“差距在哪个量级上才叫差距”的判断。

为什么只用男性数据

价值那一块里的另外两项——努力工作和投资——各有一个同样值得看的技术选择。

“努力工作”这一项只用男性数据。他给的理由是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背后的社会规范差异太大，混进来会扭曲这个数字。具体的构成是：劳动力中男性的平均实际周工时（扣掉假期与节日），加上人口整体就业比例的变化，再加人口抚养比在未来十年的投影变化。这个选择有代价——它使这项指标对“女性参与劳动的国家”没有加分；但它换来的是可比性，这正是这套方法反复在做的取舍。

由此产生的读数很直观。休假天数：墨西哥与中国大约每年四周（含节日），美国约四到五周，欧洲平均七到八周。男性劳动参与率：巴西、泰国、墨西哥、印度、中国约百分之八十，新加坡高于七十五，日本高于七十，意大利、法国、希腊在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之间。有效退休年龄占预期寿命的比例：日本与美国高于百分之八十，中国约百分之七十。

“投资”这一项的技术选择是剔除住宅。他用的是过去七年非住宅固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加上家庭储蓄率，理由是地产投资一般不提升生产率。这一项单独看与未来增速的相关性只有百分之二十，与成本结合之后升到百分之五十八——又是一次“单项没用、组合起来才有用”的例子。

文化那一栏原本是废的

第二处施用这个动作的地方，是文化。

达利欧把文化当作生产率的最大驱动之一，并且主张它可以被客观测量。他为此写了一句在他的文本里少见的正面辩护：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像研究经济的其他元素那样客观地研究文化（“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n’t look at culture objectively…”）；而且他认为它可以被很好地测量，这个对经济福祉的重要影响没有被好好研究是件憾事。

他同时声明不做价值判断：说享受生活的人活错了，这不合逻辑；但说他们大概率比热爱工作的人产出低，是合逻辑的。

问题是，这些文化指标的原始读数几乎没用。官僚、腐败、法治、创新这些量，直接拿来与未来增速对照，得到的相关性微弱、甚至方向不对。原因与教育那一栏完全一样：这些指标里同样装着“这个国家已经有多富”——富国的制度普遍更好，而富国的增速普遍更低。

剔除收入效应

于是就有了这个动作的第二次施用，也是这套方法论真正的技术核心：剔除收入效应（ex-income）。

做法是：对每一个文化维度，把收入回归掉——用收入作为发展阶段的代理变量——使这个维度仍然与增长相关，但与收入水平不再相关。

结果是这样的。剔除收入效应之后，六项文化指标与未来十年增速的相关性分别是：自立百分之四十二，享受生活相对追求成就百分之三十七，创新与商业精神百分之六十五，官僚百分之四十三，腐败百分之六十三，法治百分之五十九。

一批原本“没什么用”的指标，经过同一个动作，全部变成了可用的预测量。整套文化模块之所以能拿到百分之二十的权重、并单独取得百分之六十二的相关性，靠的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真正的含义

数字之外，这一步的含义需要被讲清楚，因为它改变的是“怎样比较两个国家”这件事本身。

含义是：投资者会容忍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相称的腐败与官僚。一个人均一千五百美元的国家有很多腐败，这不构成额外的信息，因为处在那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它已经被计入了预期。真正构成信息的是偏离——以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而论，它异常糟，或者异常好。

这个判据一旦用起来，很多常见的排名会翻个个儿。

意大利在剔除收入效应之后，文化一项在二十国里垫底；官僚、腐败、法治三项都是“极高或极弱”。他的原话大意是，意大利在所有维度上都弱，尤其是考虑到它有多富。

印度在收入调整口径下的腐败读数低于所有其他国家。这不是说印度不腐败——他明确写了印度与中国都受到腐败水平的显著阻碍；而是说，相对于它们各自的收入水平，它们的腐败并不例外，事实上比预期的还低。

美国在考虑收入之后，腐败一项排在后三分之一。创新一项也一样：绝对口径下美国与韩国居首，剔除收入之后，中国跃升到第二，印度超过中国，而美国已经不再居首。

这三条读数在中文世界很少被引用，因为它们在任何一种现成的立场里都不好用。它们既不能用来说明“制度好的国家增长快”，也不能用来说明“制度不重要”。它们说的是一件更窄也更精确的事：制度的绝对水平主要反映发展阶段，制度相对于发展阶段的偏离才携带关于未来的信息。

一个不受欢迎的对照

同一份附录里还有一条对照，他自己特意用引号标出来：加了引号的“共产主义”中国，其自立程度高于加了引号的“资本主义”美国——而且无论在绝对口径下还是在收入调整之后，这一点都成立。

需要说清楚这句话在他的体系里是什么意思，否则它会被两边同时误用。他给“自立”下的定义是可计算的：一半来自工作伦理，包括周工时、男性劳动参与率、实际休假天数、有效退休年龄占预期寿命的比例；另一半来自支持与保护体系，包括政府支出、家庭转移支付、劳动市场僵化程度。按这套口径，一个休假多、转移支付高、解雇困难的国家自立度低，与它的政治标签无关。所以这句对照不是一个政治判断，是一个计量结果——而他把它写出来，正是为了展示这套计量与政治标签无关。

本书在此加一条编辑判断，指向第五部：这类措辞尖锐的文化论断集中出现在二〇一一年那版《原则》和二〇一五至二〇一七年这份研究里，而在他二〇二五年的公共文本中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五大力量”那种中性的系统语言。同一个人，同一套方法，措辞随着他离公共政策舞台的距离而变。这条线本书第五部会完整处理。

计算机生成的体检报告

这套方法论最极致的一次演示，在这份研究的第二部分。

他把公式落到二十个国家上，每国一页，格式统一：该国各驱动因子相对世界均值的标准差偏离、在二十国中的排名、逐层加权的结果、人均产出增速、加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得出十年实际增速区间；表下是三段固定结构的叙述，分别讲价值、文化、负债。

关键在于他对这些页面的声明：数字和文字全部由计算机生成（“Both the numbers and the text were computer generated.”）。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像分析师写的国别点评，没有经过任何主观判断。

这个动作与第五章那份原则文件是同一个逻辑的两次执行——把判断写成规则，让规则自己跑，人退到规则之外。区别只在于对象：一次是公司，一次是国家。

这些机器生成的结论里有几条与常识冲突得很厉害，值得记住。

德国在“价值”这一项上排二十国最后一名。机器给出的理由是：考虑到德国大致平均的教育水平和良好的教育质量，它的劳动力偏贵；相对于用工成本，德国人工作并不辛苦——工作年龄男性平均每周十八小时，在二十国里排第十九；储蓄与投资水平相对其高人均收入偏低，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排第十八。这与中文世界对德国制造业的一般印象直接相反，但要注意它衡量的是相对成本，不是绝对能力。

日本是一个“生产率好、负债差、人口差”的标准样本。它的生产率单项隐含增速百分之一点六，明显高于德国的百分之零点二、法国的负百分之零点五、意大利的负百分之一点五；但它的总债务负担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百九十五，而全球均值是百分之二百到二百五十，劳动人口增速负百分之零点七。三项相加之后，未来十年实际增速预测只有百分之零点八到零点九，二十国中排第十六。

英国是“存量最差、流量最好”的对照。它的总债务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百三十五，是二十国里最高的；但机器的判词是——过去几年它的增长被过低的信贷创造严重压制，因此这对未来的增长构成很强的支撑。综合下来，英国的负债项排第十，十年增速预测百分之一点六到一点七，总排名也是第十。

中国正好相反。它的人均产出增速预测百分之四点四，远高于全球平均，十年实际增速预测百分之四到四点二，二十国里排第二；但负债项排第十六，总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百四十九，机器给出的判词是——过去几年它的增长由高信贷创造支撑，这对未来的增长构成限制。

这几条读数放在一起，展示的是这套三分法的用处：生产率、负债、人口三项各自独立，一个国家可以在其中一项上极强而在另一项上极弱，而最终增速由三项相加决定。同样重要的是那个“流量与存量”的区分：债务的存量说明历史，债务的流量说明未来还有多少空间——英国与中国在这两项上恰好互为镜像。

变穷了，但还像富人一样活着

这套方法里还有一条线不是公式，而是叙事，它讲的是一个国家如何从快走到慢。

穷国先是求生存：不浪费钱，没有债，劳动力便宜但不具竞争力，缺乏投资。然后要么拆掉一个大障碍——他举的例子是中国一九八〇年的开门——要么渐进演化。良性循环随之启动：投资便宜、基建存量低、可以大量吸收现成技术、加杠杆反哺生产率。变富之后，信贷越来越多流向消费而不是投资，优质项目减少，生产率放缓，而借贷继续推高收入与劳动力成本。人们感觉自己富了，开始休闲；资产价格高，资产负债表却在恶化。收入增速超过生产率增速，于是过度负债加上失去竞争力。

到这一步，他给出了这条线里最锋利的一句概括：这个国家已经在变穷了，但行为方式还像个富国。然后是泡沫破裂、缓慢衰退与去杠杆——回到第八章那台机器。

他也给了一条反向的例证：增长最快的不是效率最高的国家，而是有巨大低效并且正在把它拆掉的国家。这条判断是他后来“改革即最大的超额收益”这类说法的源头。同时他保留了一个重要的限定：健康指标显示的是“当前条件会导向哪里”，不是命定结局——像戒烟并开始运动的人一样，改变输入就能改变预后。

这套方法的三个代价

以下是编辑判断。

第一个代价是剔除收入效应删掉的那部分信息，恰恰是很多人真正关心的。经过这一步之后，你能说的只有“这个国家比同等收入的国家更糟或更好”，不能说“这个国家是个糟糕的经商地点”。对一个要在多国之间配置资金的投资者来说，前一句正是他需要的；对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前一句几乎没有意义。这套方法的用户是谁，被它的技术选择规定死了。本书认为，中文读者在使用这套读数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一个为跨国比较设计的量，当成对某个国家的整体评价。

第二个代价是残差里装了什么并不清楚。用收入作为发展阶段的代理变量，剔掉的是“能被收入解释的那部分”；剩下的残差里，除了他想要的“制度相对偏离”，还装着所有收入没能解释的东西——包括各国统计能力的差异、调查问卷在不同文化里的作答倾向、数据可得性的差异。这些东西不会自己消失，它们会被算进结论。他的指标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各类国际组织的调查与感知类指数，这个问题在那些指标上尤其突出。

第三个代价与权重有关，而且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所有国家、所有时段用同一套因子和同一套权重，权重按逻辑设定而不是最优化。他把这当作优点，理由是避免过拟合，而且他为回应质疑跑过一次数据拟合，结论是相关性并没有明显更好，同样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之间。这个回应是有力的。但它也意味着这套模型不会被拟合结果推翻——一个从不按数据调参的模型，也不会因为数据而被否定。这与第五章那个“没有停机条件”的问题是同一个形状。

一处必须交代的语料缺陷

本书使用的这份研究的公开电子文本并不完整。正文开篇明确声明该研究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是关于过去五百年经济体兴衰的内容，而且正文中两次交叉引用了它；但本库所存的文本只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两个附录，第三部分整节缺失。凡涉及该部分的内容，本书一律注明本库语料缺该节，不作推测。

同一份文件的年份标注也存在冲突：清单标注为二〇一五年，而全部图表页脚署二〇一七年，正文中的国别数据（如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一千五百美元、中国约八千美元）也指向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的读数。本书按后者处理，并在此说明。

第二部到此结束。两套机器已经拆完——一套用来做决定，一套用来看世界。接下来要问的是，它们怎样变成一个真实的、要用钱去承担后果的组合。

本章依据

• 《生产率与结构性改革：国家为何成功与失败》（A1，二〇一五／二〇一七，作者本人任职机构发布的完整研究；本库语料不完整，正文声明的第三部分整节缺失）：本章全部定量内容出自该研究的第一部分（成功的公式）、第二部分（二十国经济健康指数）与附录 A（各项计量口径详解）。具体包括：三分之二生产率加三分之一负债的总配比；十九项经济健康计量与八十一个单项指标；六十五／三十五、四十五／二十、四项各十一点三、六项各三点三、十二／六／十八的逐层权重；二十国、七十年、一百五十个观测的样本结构；总相关性百分之八十六；三分之二情况误差在一个百分点以内、约百分之八十五在两个百分点以内的精度自评；朴素指标预测能力约为该公式四分之一的对照。
• 教育与文化两处“换算”的读数（A1，已回语料逐字核对）：教育水平与未来十年增速相关性负百分之十七、成本调整后正百分之六十六（附录 A 正文叙述句，非表格）；剔除收入效应后六项文化指标的相关性——自立四十二、享受相对成就三十七、创新与商业六十五、官僚四十三、腐败六十三、法治五十九（第一部分权重与相关性汇总表，已逐项核对）。
• 技术口径（A1，附录 A）：教育成本按学历分层并扣除假期节日、按劳动力人口占比加权；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三科成绩做质量调整；印度同等学历工人成本约为美国二十分之一、质量调整后仍约十分之一；成本一侧使用对数意义上相对发达国家均值的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五百对两千五百比四万对四万二更有意义”的理由；美国大学层比西班牙贵而高中及以下层便宜得多的对照。
• 剔除收入效应后的国别读数（A1，附录 A）：意大利在所有维度上弱、“尤其考虑到它有多富”；印度在收入调整口径下腐败低于所有其他国家，且印度与中国的腐败相对其收入水平“并不例外，事实上低于预期”；美国在考虑收入后腐败排后三分之一；创新绝对口径美韩居首，剔除收入后中国第二、印度超过中国、美国不再居首；“共产主义”中国的自立度高于“资本主义”美国，绝对与收入调整口径下均成立（原文即用引号强调）。自立指标的两半构成（工作伦理五成、支持与保护体系五成）及其各子项亦出自附录 A。
• 英文短引三条，均已回语料逐字核对，按通用规则处理（≤二十五词）："…clear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that it seems obvious that they must be so"（十九词，第一部分方法论声明）；"I don't see any reason why we shouldn't look at culture objectively…"（二十一词，附录 A；原文该句以分号续接，本书取其前半句，未加句点）；"Both the numbers and the text were computer generated."（九词，第二部分开篇）。
• 努力工作与投资两项的口径（A1，附录 A）：只用男性数据及其理由（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的社会规范差异会扭曲数字）；构成为男性平均实际周工时、人口就业比例变化与抚养比的十年投影；休假天数、男性劳动参与率、有效退休年龄占预期寿命比例的各国读数；投资项剔除住宅、用过去七年非住宅固定投资占比加家庭储蓄率，及其“单看百分之二十、与成本结合后百分之五十八”的对照。
• 计算机生成的国别体检报告（A1，第二部分）：单页格式的信息架构；德国“价值”排二十国末位、男性周工时十八小时（第十九）、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十三（第十八）；日本生产率单项隐含百分之一点六、总债务约百分之三百九十五（全球均值百分之二百至二百五十）、劳动人口负百分之零点七、十年增速预测百分之零点八至零点九、二十国第十六；英国总债务约百分之四百三十五、负债项第十、十年增速预测百分之一点六至一点七、总排名第十、判词为“过去几年增长被过低的信贷创造严重压制，故对未来构成很强支撑”；中国人均产出预测百分之四点四、十年增速预测百分之四至四点二、二十国第二、负债项第十六、总债务约百分之二百四十九、判词为“过去几年增长由高信贷创造支撑，对未来构成限制”。以上国别读数均取自各国页面的机器生成叙述段（连续散文），未取自该节的标准差与排名表——底稿已标注该表在纯文本抽取后严重错位，本书据此回避表中数值；正文原有的“日本居发达国家生产率首位”“英国负债水平排末位、债务流量第二”“中国债务流量第二十”三处表述系底稿从错位表格回推，经核对无法确证，已删除或改写为可由散文段落直接支持的表述。本章对该部分只重建其信息架构与结论逻辑，未复制任何表格版式。
• 发展阶段的心理周期（A1，第一部分）：从求生存到良性循环、到信贷转向消费、到“已经在变穷但行为方式还像个富国”的完整序列；“增长最快的是有巨大低效并正在拆掉它的国家”与中国一九八〇年开门的例证；“健康指标显示的是当前条件会导向哪里，不是命定结局”的自我限定。
• 语料缺陷（两条，均已在正文显式说明）：其一，该 PDF 缺失正文声明的第三部分，而正文两次交叉引用之，凡涉及该节本书注明缺失、不作推测；其二，年份标注冲突——清单标二〇一五年、图表页脚署二〇一七年、国别数据指向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本书按后者处理。
• 编辑判断（本章显式标注四处）：其一，剔除收入效应删掉的正是“绝对水平”这一信息，因此结论只支持跨国相对比较，不支持对单一国家的整体评价，中文读者最易犯的错即在此；其二，用收入作代理变量后的残差里同时装着统计能力、问卷作答倾向与数据可得性差异，这在感知类指标上尤其突出；其三，“按逻辑设权重、不做最优化”是有力的抗过拟合理由，但它同时使模型无法被拟合结果推翻，与第五章“没有停机条件”是同一个形状；其四，尖锐的文化论断集中于二〇一一与二〇一五至一七年的文本、在二〇二五年公共文本中基本消失，该演变线索留待第五部处理。以上四条均为本书作者判断，非达利欧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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