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体系 · 第七章

幂律有了数字

第二部 体系 詹姆斯·安德森原文 深度精编 · 全语料证据 约 12 分钟

上一章那份《核心信念》里,有一句是整套方法的赌注:“我们必须愿意接受损失,只要存在同等或更大的概率获得(几乎)无限的收益。”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回报的分布确实是偏斜的,确实集中在极少数赢家身上。可截至二〇一二年,这个前提还只是一句断言——安德森反复说回报偏斜,却从没给出一个数字来证明它到底有多偏斜。

本章讲的,就是这个数字如何补上。而它补上的方式,恰恰是全书署名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因为把偏斜回报第一次变成硬数据的人,不是安德森,是汤姆·斯莱特。本章的第一要务不是叙述数据本身,而是把“谁先算出来、谁后引用”的次序,一丝不苟地摆清楚——这是本书署名纪律最吃紧的一章。

为什么一本写安德森的书,要在这里如此小心地把一份功劳交给另一个人?因为偏斜回报是安德森方法的地基,是那条被本书称为骨架线 B 的东西;而一本传记最容易犯的懒,就是把一个人所在团队的全部成就,都吸附到这个人名下,让他显得像一位无所不能的独行天才。SMT 二十二年的记录恰恰相反——它是团队作品,而偏斜回报“从直觉到数据”的这一跳,是这个团队协作留下的最清晰的一道分工线。把这道分工线抹掉,写起来会更顺、主人公会更高大,却是不诚实的。所以本章宁可写得别扭一点,也要把安德森的份额和斯莱特的份额分开摆。

一句原理,等一个数字

先把安德森这一侧的份额界定清楚。

偏斜回报作为一句原理,确实起于安德森(尽管当时是机构口吻)。第四章已经引过:二〇〇八年的评述写下“除非我们准备好接受几乎必然会有若干持仓令人失望,否则我们无法指望获得好的整体回报”,又写下“愿意接受波动与离散的回报,以寻找那一小撮持久赢家”。这是偏斜回报论最早的完整句式。二〇一二年,它在《核心信念》里被教义化成“接受损失换(几乎)无限收益”。

但请注意,这两处都是定性的。它们说回报偏斜、说要接受一批输家换几个赢家,却回答不了一个尖锐的追问:偏斜到什么程度?凭什么值得为极少数赢家亏掉一大批?如果回报只是“略微偏斜”,那么集中持有、拒绝分散就是鲁莽;只有当回报“极端偏斜”——极少数公司贡献几乎全部财富——这套打法才成立。而“极端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需要数据来回答的问题。二〇〇八到二〇一二年,安德森有原理、有教义,却没有数据。这个缺口,要靠别人来补。

这个缺口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它关系到这套方法能不能对抗最常见的那句质疑——“你们只是在赌”。如果一个人只说“我相信回报是偏斜的,所以我要集中下注”,那和赌徒说“我相信这把会赢,所以我要梭哈”,在形式上没有区别,都是拿信念当理由。真正把它们分开的,是数据:如果能证明回报在历史上、在最有效的市场里、在足够长的时段中,都稳定地呈现极端偏斜,那么“集中押注右尾”就从一句信念,变成了对一个统计事实的理性回应。所以这个数字的意义,远不止是给教义加个脚注——它是把“信念”升格为“根据”的关键一步。而迈出这一步的人是斯莱特。这也是为什么本章要如此郑重地对待署名:被补上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数字,而是整套方法据以自证“我们不是赌徒”的那块基石。

数字是斯莱特算的

补上这个缺口的,是 FY2015 年报里一份单独的文件,叫《Scottish Mortgage 的投资风险方法》(Scottish Mortgage’s Approach to Investment Risk)。它的署名是汤姆·斯莱特,不是安德森。(这一年的年报,主评述签安德森,这份风险论文签斯莱特,两人当时都是联席经理。)

斯莱特在这份论文里,第一次给出了偏斜回报的硬数据。他取一九八四到二〇一三这三十年间、标普 500 里每一只股票的滚动五年回报,得到约一万八千个投资机会,然后写道:这个数据集不服从正态分布——“表现最好的 1% 的股票,五年回报达十三倍”(The best 1% of stocks returned 13-fold over five years);前 5% 略超五倍,前 20% 略超两倍半;而大约四分之一的投资机会,以亏损收场。

这一段是全书讲偏斜回报时最硬的一组数字。它把“回报偏斜”这句定性的话,变成了一条可以画出来的分布曲线:最右端那 1% 陡峭地翘起(十三倍),而左端有整整四分之一沉在亏损里。它精确地说明了为什么“接受一批输家换几个赢家”不是鲁莽而是理性——因为那 1% 的十三倍,足以覆盖那四分之一的亏损,而且绰绰有余。

这组数字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选的样本。斯莱特没有取那些冷门的小盘股或新兴市场,他取的是标普 500——美国最大、最被充分研究、最“有效”的五百家公司。也就是说,即便在这个理论上最不该有异常回报的池子里,回报依然极端偏斜到“最好的百分之一是十三倍、四分之一是亏损”。这堵住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反驳:“偏斜回报是不是只在投机性的小公司里成立?”不是——它在蓝筹股里同样成立。斯莱特由此推出两条纪律,也都归他名下:其一,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没能识别出大赢家(因为错过右尾那 1% 的代价,远大于踩中几个输家);其二,必须防止“对集中与波动的恐惧,促使我们过早减持或卖出赢家”。第二条尤其关键——它把偏斜回报从一条选股原则,延伸成了一条卖出纪律:既然赢家如此稀少、如此决定成败,那么卖掉一个真正的赢家,就是比买错一只输家严重得多的错误。这条卖出纪律,日后会一路长成安德森对“卖早了”的终身悔恨。

斯莱特还在同一份论文里做了另外几件事,都归他名下。他把风险明确定义为“资本永久损失的可能性”,而不是波动——“这是首要的风险”(The primary risk is the potential for permanent loss of capital)。他引入“有效持股数”(effective number of stocks)这个概念,用来衡量组合真实的集中度,并说董事会定期监测它。他把这一节的一个小标题直接写成“指数是有风险的”(The Index is Risky),主动份额超过九成。他甚至举例说,如果当年不持有、或激进减持 Amazon,会显著拉低过去十年为股东创造的回报——用一个具体的赢家,说明“没能抓住极端赢家”本身才是最大的风险。

这些——分布数据、有效持股数、“指数是有风险的”——全部是斯莱特写的。本书把它们如实归还给斯莱特,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因为这恰恰是全书最容易、也最伤信誉的一处误引。

为什么这条署名线必须钉死

这里要停下来,讲清楚为什么这条署名线值得单独一节。

汤姆·斯莱特二〇一五年被董事会提升为联席经理。此后,SMT 年报越来越多地采取“安德森一节 + 斯莱特一节”的合写体例。偏斜回报的硬数据,正是斯莱特带进这个组合的贡献之一——他数学背景更强,安德森自己在访谈里说过,两人“常常观点一致,但理由不同”。把“标普 500 五年回报分布”“13 倍”“四分之一亏损”这些数字记到安德森名下,等于把斯莱特最实在的一份贡献,悄悄划到了另一个人的账上。

这不是假设的风险,而是现实中反复发生的误引。在流行的转述里,“偏斜回报”几乎总是被整个打包成“安德森的理论”,连带那些数字。但文本清清楚楚:原理(定性)是安德森一侧的(2008、2012),第一组数据(定量)是斯莱特的(2015)。一个提出“回报是偏斜的”这个洞见,一个拿出“偏斜到十三倍对四分之一亏损”这个证据——两件事都重要,但它们是两个人做的。本书写安德森,但绝不把斯莱特的这份功劳私有化给安德森。这也是全书的一个缩影:SMT 二十二年的记录是团队作品,而“偏斜回报有了数字”这一步,恰恰是团队协作最清晰的一个样本。

安德森自己的版本:要到二〇一七

那么,安德森本人用数据独立表述偏斜回报,是什么时候?答案是二〇一七年——比斯莱特晚了两年。

FY2017 的年报里,在安德森署名的那一节,他第一次用一组属于自己的数字讲偏斜回报。他写道,长期股权表现的分布“远比通常认知的更偏斜,它不是正态分布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股东捕捉极端赢家的最佳机会”;紧接着是那个日后被他反复引用的数字:“例如,一九二六到二〇一五年间,美国股市创造的财富中,有 33% 来自两万六千家上市公司中的 30 家”(33% of the wealth created in the US equity markets between 1926–2015 came from just 30 companies out of a total of 26,000 quoted stocks)。他还补一句:“无论他们怎么投、在哪投、是否承认,结果都是高度不对称、头重脚轻的。”

请注意这个次序。斯莱特二〇一五年用的是标普 500 三十年的分布;安德森二〇一七年用的是全市场九十年的 30/26,000。两个数字指向同一个结论(回报极端偏斜),但它们是不同的数据、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份提出的。安德森的这个 30/26,000,才是“安德森本人的份额”——本书讲偏斜回报时,凡要归到安德森名下,就用这个,以及二〇二二年他在访谈里的口述版本。那一次他对主持人说,学者的数据“回溯到一九二六年、两万四千家美国普通股公司……在那之后,超过国库券的价值,有一半只由 90 家公司创造”。他明说这是贝森宾德(Hendrik Bessembinder)的研究,是他转述、认同,而非自己独立算出。

所以完整的证据链是这样一条三段式:原理在安德森(2008、2012,定性);第一组数据在斯莱特(2015,标普 500 分布);安德森自己的数据版本在其后(2017 的 30/26,000,2022 的口述)。任何把这三段压成“安德森的偏斜回报理论”的说法,都抹掉了中间那位真正把原理变成数字的人。

这里还要为安德森说一句公平话,因为署名纪律是双向的:既不能把斯莱特的功劳记给他,也不能因此贬低他自己那份真实的贡献。安德森的份额不在数字,而在两头——在数字之前的洞见,和数字之后的运用。洞见是他早在二〇〇八年、在没有任何数据的情况下,就凭组合里的观察断定回报是偏斜的;他后来在《收集思想》里坦承,这套方法的真实生成顺序,是先在组合里注意到“只有三到五只股票真正有意义、长期无法解释”,再回头去找理论和数据来解释它。也就是说,斯莱特的数据不是凭空立论,而是给安德森那个早已存在的直觉,补上了统计的骨架。运用则是,他把这个“回报极端偏斜”的结论,真的贯彻成了组合的形状——极端集中、拒绝分散、拿住赢家。一个提供了原始洞见并敢于据此行动,一个提供了严谨证据把洞见坐实——这才是这对搭档在偏斜回报上的真实分工。本书两头都不抹:数字归斯莱特,洞见与运用归安德森。

边界:分布是真的,不等于他抓得住

最后要处理本章的反证——它不在署名上,而在这些数字到底证明了什么。

这些数据证明的是一件事:历史上,股市回报确实极端偏斜,极少数公司贡献了绝大部分财富。这是一个关于分布的经验事实,斯莱特和安德森都没有夸大它。但请看清它的边界:分布是偏斜的,不等于你能事先识别出右尾那几家公司。三十家、九十家公司创造了大部分财富,这是事后数出来的;而投资是事前的行为。知道“极少数公司会赢”,和“知道是哪几家会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历史统计,后者才是投资技巧。

这个区别,是骨架线 B 那条证据链里一道必须承认的缝。偏斜回报论说:因为回报极端偏斜,所以你该集中持有、拒绝分散、为可能的赢家付高价。但这个“所以”里藏着一个未被这些数字证明的假设——假设你(或斯莱特、或安德森)有能力比市场更好地事先认出那些赢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回报极端偏斜”这个事实,反而是对集中持有的警告:既然四分之一的机会以亏损收场、既然赢家如此稀少,一个认不准赢家的人越集中,就越可能重仓在输家上。同一组数据,对能认出赢家的人是集中的理由,对认不出的人是分散的理由。

安德森当然相信自己(和团队)属于前者,而他二十年的记录也确实支持这一点。但本书要在这里钉住的是:这些漂亮的分布数字,只证明了“右尾是真的”,没有、也不可能证明“他一定抓得住右尾”。骨架线 B 的前半截(分布偏斜)有斯莱特的硬数据撑着,后半截(他能识别赢家)却只能靠他实际的持仓记录来事后检验——而那份记录,正是本书第三部要一笔一笔看的东西。数字给了这套方法一个坚实的前提,但没有、也给不了它一张成功的保证书。

数字补齐了“为什么值得押右尾”,但还有一个问题悬着:押右尾需要极长的耐心,而“多长才算长”,他一直在改口径。下一章,就来看那条从三年到十年、不断被拉长的时间刻度线,以及它到底是纪律还是免责。

本章依据

  • A1|安德森一侧(原理,定性):偏斜回报的原理句“we cannot hope to generate good overall returns unless we are prepared to accept the near inevitability of several holdings disappointing”出自 FY2008(reports/smt-2008.txt,机构口吻);教义化“接受损失换(几乎)无限收益”出自 FY2012(reports/smt-2012.txt,安德森一人署名)。
  • A1|斯莱特一侧(第一组数据,定量)|勘误 A.7、B 类署名红线:标普 500 五年回报分布“The best 1% of stocks returned 13-fold over five years, the top 5% returned just over 5-fold and the top 20% returned just over 2.5-fold. Investing in about one quarter of the opportunities resulted in a loss”、“The primary risk is the potential for permanent loss of capital”、有效持股数(effective number of stocks)、“The Index is Risky”、不持有/激进减持 Amazon 会拉低十年回报——全部出自 FY2015 年报中斯莱特署名的《Scottish Mortgage’s Approach to Investment Risk》reports/smt-2015.txt;该年主评述签安德森、风险论文签斯莱特,两人均为联席经理)。本章明确归斯莱特,不记入安德森观点账。
  • A1|斯莱特一侧(FY2018《演进》):“approximately five per cent of stocks have returned at least five-fold in any five-year period”、“over half of the excess return from equities came from just 90 companies”(贝森宾德研究)出自 FY2018 斯莱特署名的《Evolution of Core Beliefs》(reports/smt-2018.txt)。
  • A1|安德森本人的数据版本:“33% of the wealth created in the US equity markets between 1926–2015 came from just 30 companies out of a total of 26,000 quoted stocks”出自 FY2017 安德森署名节(reports/smt-2017.txt,主评述前半 Our Aims/Risk/Concentration 归安德森)。
  • A2|安德森口述版本:“1926…24,000 companies…half the value over T-bills…just 90 companies”(转述贝森宾德)出自 Ritholtz《大局》访谈(interviews/big-picture-ritholtz-2022.txt);该句上文含 (inaudible),本章仅取语义完整、与年报口径一致的部分,等级 A2。
  • 编者判断(明示):“分布是真的不等于他抓得住”一节为本书编辑判断,指出骨架线 B 证据链中“识别赢家的能力”未被这些历史分布数据证明,须由第三部的实际持仓记录事后检验;非评述或论文自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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