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试图禁掉的那本书

一句事前的约定

先把这件事的转折点写在前面，因为后面所有的争执都由它决定。

1990 年，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出任 UBS Phillips & Drew 的英国公司研究主管。上任不久，他和一位运输业分析师合写的那份研究报告——拆解上市公司做账的十二种手法——被路透评为当年伦敦发表的最佳研究。兰登书屋（Random House）随即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把这份研究扩写成一本书。

他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先回去问了 UBS 的管理层。他的说法是，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公司本来就想做“占据道德高地”这件事；这会是插在帽子上的又一根羽毛。管理层说，好啊，你要写就写。

然后他问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纯属程序性的问题：你们希望这是 UBS 的书，还是特里·史密斯的书？

对方回答：特里·史密斯的书。

这句问答只花了几秒钟。两年之后，它是唯一一件让这场冲突有明确答案的事。

一封没人预料到的信

《增长的会计学》（Accounting for Growth）1992 年 8 月出版。史密斯自己后来在《金融时报》上给它下过一个定义：它揭露了公司如何用会计手法粉饰经营表现；在 1992 年，这类研究非常罕见，所以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它罕见在什么地方，值得写清楚，因为这是整件事的引信。

在此之前，讲创意会计的书不是没有。史密斯说得很明白，他不是第一个写这个题目的人。但那些书的写法是抽象的：A 公司收购 B 公司，然后账是怎么做的。而他用的是真实的公司，真实的年报。

到了接近付印的时候，出版商提出一个要求。他说：你在书里引用了年报。史密斯说，是的。出版商说，我想你需要写信给所有这些公司，告诉他们你要引用，以防他们主张版权。史密斯的回答是常识性的：那是公开文件。出版商坚持。

于是他照办了。他给书里点到的每一家公司寄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我是特里·史密斯，我要出一本讲会计的书，我打算引用贵公司 1988 年的年报，希望没问题，有问题请告诉我。

这封信本身没有任何法律作用。它的作用是通知。收信的公司里，有几家看清了寄信人是谁，也就明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史密斯对这个环节的复述里带着一点后见之明的干涩：他们看到了我是谁，于是有几家公司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

按理说，一位分析师出书点评上市公司年报，公司不高兴是常态，能做的事却有限——年报是他们自己公开发布的。但他们不必去找作者，他们可以去找作者的雇主。

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十分钟

接下来的场面，史密斯在 2021 年一次长访谈里完整复述过一遍。这是全书唯一一处需要用对白来写的地方，因为这十分钟里每一句话都在确定一件事：这本书归谁。

他被叫到 UBS 董事长的办公室。开场白是一个反问句：我们要把这本书停掉，是吧？（“We’re going to stop this book, aren’t we?”）

史密斯说：我不认为我们能这么做。

对方的反应是——用史密斯自己的转述——“我想你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我是在命令你，把这本书停掉。”

史密斯的回答，是这一章的核心句：我想你会发现，书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这么约定的（“I think you find the book’s mine, not yours, because that’s what we agreed.”）。

对方说：好，我在给你下指令，你去告诉他们。

史密斯问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我该给他们什么理由？

这个问题不是在拖延。他接着做了一段推演，推演的对象是出版商的行为动机。他提醒对方注意一件事：publicity（宣传）和 publisher（出版商）是同一个词根。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出版商手上有一本讲会计的书，他原本估计能卖五千册左右。而你要给他的，是一场大争吵。

然后他举了一个当时英国人人都知道的例子。他问对方：你听说过《Spycatcher》那本书吗？就是撒切尔夫人试图查禁的那本。他说，那本书讲的主要是一个军情五处的人抱怨自己的养老金。他说，然后它卖脱销了。

对方的回应是：我们要告诉你，我们会解雇你，并且起诉你。

史密斯说：好。

他们为什么必须停这本书

需要在这里补一层结构，否则这场冲突看上去只是一次脾气之争。

一位分析师写文章点评上市公司的年报，公司不高兴是常态。但公司能做的事其实有限：年报是它们自己公开发布的文件，作者引用公开文件，不构成任何可诉的事由。史密斯在和出版商争执时说的那句“那是公开文件”，法律上是站得住的。

问题在于，公司不必去找作者。它们可以去找作者的雇主。

而作者的雇主，是一家投资银行。投资银行的收入来自公司客户——发行、承销、并购、顾问。它的研究部门的产品，却是卖给机构投资者的判断。这两条收入线的对象是同一批人，方向却相反：一边要让公司愿意付费，一边要告诉买方这家公司的账有问题。

这不是抽象的推理。UBS Phillips & Drew 当时的处境正是这条结构的产物：在它请史密斯去做研究主管之前不久，它刚在蓝箭事件（Blue Arrow affair）里出过一次大事，机构客户停止和它做生意，几名高管被捕。猎头找到史密斯时讲的原话是，希望用他“实话实说”的名声，把在机构客户那里失去的道德高地拿回来。

也就是说，UBS 雇他，正是因为他会写这类东西。两年后，同样一批人要他停下来，也正是因为他写了这类东西。

对史密斯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撞上同一堵墙。1986 年前后在 BZW，他写的一份银行业报告被《金融时报》登上头版——“BZW 说，卖出巴克莱”——他的老板告诉他，你在这儿没有前途了，他走了。那一次的冲突对象是母公司。这一次是全部公司客户。

两次冲突的性质相同：卖方研究这个岗位本身，要求一个人同时对两个利益相反的对象负责。他后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不再站在那个岗位上——1992 年之后他没有再做过卖方分析师，二十几年后他连卖方研究都不看了。本书把这当成同一条线的两端，虽然他自己从没有这样连过。

十二种手法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层要写，是关于这本书发现了什么。

1990 年那份研究报告的起点，是一个具体的现象：为什么会有公司在公布创纪录利润六个星期之后破产。这个问句本身指向一个技术性的答案——利润这个数字是可以被制造的。

真正重要的不是“有公司做假账”，而是他数出了十二种。

一种是意外，两种是巧合，十二种是一门手艺。它意味着做账不是个别公司在道德上失守，而是准则留下的空间被系统性地使用；意味着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会在各自的位置上找到各自的手法；也意味着这件事不会因为几家公司破产而结束，因为空间还在。

这个判断后来在他身上产生了两个持久的后果。

第一个是他对利润这个数字的态度。既然利润可以被制造，那么以利润为分母的一切估值指标就都带着一个未知的误差项。他此后给公司估值只用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现金比利润难做，但不是不能做，只是要难得多。

第二个是他对“看穿一次”这件事的估值。1992 年他看穿了一批公司，市场随后确认了他：书里点名的几家公司陷入严重困难或破产。但他没有把这转化成一门做空生意，也没有转化成一份持续揭黑的事业。这一点在后面很关键——他后来明确说过，做空是对主业的一种危险的分心，而且成功的空头会随着下跌自己缩小，需要不断替换，是好的多头的反面。识别造假的能力，被他用在了排除上，不是用在攻击上。

三件事同时发生

接下来的事，史密斯本人的叙述很短，只有三个动作：他被解雇，被起诉；书照常出版；出版商觉得这是他很久以来见过的最好的事情，把印刷机停下来，在封面一角加印了一行字——他们试图查禁的那本书（“the book they tried to ban”）。

关于后续的其余细节，本书需要在这里做一次证据分层，因为它们的来源和上面那段不同。

在同一次访谈里，主持人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替他把结局讲完了：史密斯先是以“严重不当行为”（gross misconduct）为由被停职，然后被开除，然后被起诉；大约十八个月后庭外和解；书登上畅销榜第一，把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挤了下去。史密斯的回应是一句“是的，确实如此”，然后就接着往下讲了。

所以“停职—开除—起诉”的先后顺序、“十八个月”这个时长、“挤下霍金”这个排名，严格说是访谈者的陈述，经史密斯当场认可，而不是他本人主动给出的完整叙述。本书采用它们，但按这个层级标注。

有一项可以由他本人的书面文字独立确认。2015 年，他在《金融时报》上重提这件事，写下的是：他当时的雇主试图阻止这本书出版，这当然只让人们更想读它，把它送上了非虚构类榜首；他被解雇了，这件事把他的职业生涯推向了一个更偏创业的方向；而书里点名的好几家公司，后来陷入了严重困难，或者干脆破产。

同一段文字里，还有一个在 A1 官方简历上得到确认的事实：1990 年他出任 UBS Phillips & Drew 英国公司研究主管，1992 年因这本书的出版被解职。Fundsmith 至今在《所有者手册》（Owner’s Manual）的简历栏里保留这一句，措辞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辩解，也没有任何渲染。

三十四年后，他在 2026 年年会上讲另一件事时顺口提到自己：我当时是 UBS 的研究主管，后来我成功地把自己给弄丢了工作（“before I managed to famously get myself fired”）。这句话在会上是当笑话讲的。

这本书为什么卖得掉

现在要处理这一章里最不舒服的一个问题。

2026 年，一位访谈者对他说，我读过《增长的会计学》，一本讲会计的书能卖成那样，太不寻常了。

史密斯的回答没有任何谦虚的成分，也没有任何得意的成分。他说：那是因为 UBS 解雇了我，并且起诉了我。他说，本来根本不会有人买它。这就像《Spycatcher》——撒切尔夫人试图禁掉那本书，结果人人都去买。他说，如果他们没那么干，我很确定没有人会听说过这本书。

这句话必须原样记下来，因为它把这一章从一个“敢言者的胜利”故事里拆了出来。

按出版商原本的估计，这本书大约能卖五千册。让它变成畅销书第一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对方的过度反应。史密斯本人是这么判断的，而且他讲过至少两次，间隔五年，措辞几乎一样。

于是这件事的因果链是这样的：他坚持了一个事前约定，为此付出了工作、一场官司和大约十八个月；他得到的回报，是一个原本不会存在的公众声誉。这个回报不是他挣来的，是对方送的。

一个人如果只学到“要敢言”，就学错了。真正可复制的部分在别的地方。

可复制的部分

有三样东西从 1992 年留了下来，一直用到 2026 年。

第一样是“权利要在事前写清楚”。

回过头看董事长办公室里的那十分钟，史密斯之所以能站住，靠的不是勇气，是两年前那句问答。如果当时的答案是“UBS 的书”，那么这场冲突就没有争议可言——公司要停自己的书，天经地义，他连辩护的立场都没有。他后来在自己的公司里把这条做法做到了极端：Fundsmith 把“我们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写成一份公开的《所有者手册》，条款包括不投需要杠杆才能赚钱的生意、不做择时、不对冲汇率、持股二十到三十只、不收业绩费。这些条款的共同点，不是它们各自多聪明，而是它们是事前写下的、对外公开的、后来可以拿来对账的。

这是本书的归因，不是他本人的说法。他从未把《所有者手册》和 1992 年那句“这是特里·史密斯的书”挂钩。但这两件事的结构是同一个：先把归属和边界写清楚，冲突发生时才有可以援引的东西。

第二样是“只信原始文件”。

这本书之所以能写出来，前提是他真的把那些公司的年报一页一页读完了。他给公司写的那封信之所以理直气壮——“那是公开文件”——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引用的是什么。三十年后，他给出的抱怨一字未改：几乎没有人还在读财报了；大家依赖的是管理层用“调整后”“核心”“底层”口径做的演示材料，而这些调整几乎总是把负面的东西拿掉。

第三样是他此后一直在花的那笔资产：一个“这个人会把话说完”的公众印象。

声誉这项资产怎么花

1992 年之后，史密斯手上多了一样此前没有的东西。这样东西不出现在任何一张资产负债表上，但它是他后来二十年的主要凭据。

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用它做什么。

他没有回到卖方研究去兑现它。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做过卖方分析师。他 2015 年那句“这把我的职业生涯推向了一个更偏创业的方向”，写得很轻，但值得停一下：一个刚刚被以严重不当行为为由停职、开除并被起诉的研究主管，在当时的伦敦金融城要再找一份同类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句话可以读成豁达，也可以读成对当时处境的委婉描述。本书不预设是哪一种，只登记结果——他去了买卖两端之外的第三个位置，做经纪，然后做经营者。

他也没有把这份声誉变成一门持续曝光的生意。此后二十多年，他写文章，上电视，说话难听，但他的主业始终是经营一家公司，或者管一只基金。写作是副产品。

他真正用它做的事只有一件：让别人相信他会说不好听的话。这件事在他 2010 年开自己的基金时变成了实打实的启动资本——一个从来没有管过公募基金的五十七岁经纪行 CEO，能在拒绝打广告的情况下把钱募起来，靠的不是业绩记录，因为他没有；靠的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十八年的印象。

这里要引入一条本书从头到尾都会用的区分：观点的可信度和观点的正确率是两件事。1992 年的风波抬高的是前者，不是后者。市场后来确认了他关于那批公司的判断，但那是另一件事的证据。一个人以敢言著称，并不能提高他下一次判断的准确率；它只提高别人愿意听他说完的概率。

这个区别在 2022 年之后会变得非常重要。那几年他仍然把话说得很直，把跑输的原因、跑输的幅度、自己不买什么以及为什么不买，逐条写在信里。信的坦率程度没有下降，业绩下降了。声誉能买到的是耐心，买不到回报。

揭露有用吗

1996 年，《增长的会计学》出了第二版。此后有人反复问他要不要再写一本同类的书。他没有写，2015 年他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乐观的。这本书的出版，大致和会计准则委员会（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在戴维·特威迪爵士（Sir David Tweedie）带领下的一场整顿运动同期；那场运动清掉了公司会计里的许多滥用。也就是说，他揭露的那批具体手法，后来被制度处理掉了。

第二个理由是悲观的，而且是他自己写下的：他不确定还有多少投资者或分析师在认真研究公司财报。

这两个理由放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太愉快的结论：揭露的对象消失了，不是因为读账的人赢了，而是因为读账的人少了。

2015 年那篇文章本身就是这个结论的证据。他在文中拆的是制药行业。从 2010 年前后开始，许多大型制药公司改用“核心”利润口径，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利润里剔除三类东西：重组费用、“例外”性质的法律费用、无形资产摊销与减值。他逐条说明了这三类为什么不该被剔除——葛兰素史克自 2008 年起没有哪个季度没有重组费用；在一个靠专利、专利诉讼、监管和产品责任运转的行业里，法律开支基本是常态项；而制药公司买药、买公司形成的无形资产，正是它们最主要的成本。

他给出的数字是刺眼的。整个板块自 2010 年起，GAAP 每股收益占“核心”每股收益的比例显著下降；阿斯利康（AstraZeneca）从 2010 年的 84% 掉到 2014 年的 23%。同期该公司的 GAAP 每股收益从 5.60 美元掉到 0.98 美元，而“核心”每股收益从 6.17 美元只降到 4.28 美元。按 GAAP 计算，它的市盈率是 69.5 倍；按“核心”计算，是 15.9 倍。他的结论是：要看穿这件事，你不需要是一个高明的财务分析师，你只需要从财报里把 GAAP 的每股收益数字抄出来。

他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一个问句：既然没人读账，何必还费劲做账（Why bother cooking the books if no one reads them）。

同一篇文章里还有一句容易被略过的对照。他写道，如今有浑水（Muddy Waters）、Iceberg 这样专门揭露这类做法的研究机构，而在 1992 年，这类研究非常罕见。

这句对照的含义比字面更重。1992 年，指出一家公司的账有问题，是一件没有商业模式的事——它不产生收入，只产生敌人，史密斯本人就是这个结论的证据。三十年后，它有了商业模式：先建立空头头寸，再发布报告，靠股价下跌变现。揭露被产业化了。

而产业化的代价，是揭露从此带着一个头寸。一份做空报告是否可信，读者必须同时判断两件事：它说的对不对，以及发布者需要它对到什么程度。史密斯当年那本书没有这个问题——他没有仓位，他只有一份工作，而且赔进去了。

这也解释了他后来那个看起来不合直觉的选择。一个能数出十二种做账手法的人，最自然的变现方式是做空。他没有做，而且把不做空写进了基金的条款。识别造假的能力在他手里始终只有一个用途：把这类公司从可投名单上划掉。这是一个很低效率的用法——排除一家公司不产生任何收益，只是避免了一次损失。但它没有头寸，因此也不需要任何人相信他。

把 1992 和 2015 放在一起，得到的是一条并不励志的曲线。他在 1992 年揭露的手法被监管清理掉了；二十三年后，同一类手法换了一个行业、换了一个名字回来了，而这一次它甚至不需要隐藏——“核心利润”是公开披露的口径，谁都可以查。

他 2011 年写股票回购那篇文章时，开头一句是：距离出版《增长的会计学》快二十年了，我又在揭露另一个会计漏洞。这句话可以当成一个人的执着，也可以当成一个行业的诊断书。

这件事没有证明什么

本章最后要写清楚这场风波不能支持的几个结论，否则它很容易被读成一个励志故事。

它没有证明“讲真话总会有回报”。回报来自对方的失误。如果 UBS 当年选择沉默，这本书按出版商的预期只会卖五千册，史密斯会留在 UBS，这一章不存在。

它也没有证明“揭露能改变行业”。改变行业的是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规则修订，不是一本畅销书；而规则修订能解决的，只是被写进规则的那一批手法。

它甚至没有证明他当时的判断全对。他自己在 2021 年给出的自评相当克制：他认为这本书在若干方面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其中养老金会计那一章尤其如此。他没有说全书都对。

它真正确定下来的只有一件事，而这件事在后面二十几章里会反复出现：他愿意为一个已经写下的约定付出代价，并且付得起。1992 年他付的是一份工作和十八个月的官司。2022 到 2026 年，他付的是连续几年的跑输和一半以上的规模缩水。这两次的结构是一样的：一套事前写明的东西，撞上一个不同意它的对手，然后不改。

区别在于，1992 年的对手是一个具体的人，站在一间办公室里，说了一句可以被复述的话。而 2026 年的对手是市场，它不开会，不下指令，也不会因为过度反应而把你送上榜首。

被解雇之后不久，他加入了一家名叫 Collins Stewart 的经纪行。那是下一章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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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依据

A1（一手原始文件，可逐字引用）

• 《Fundsmith 股票基金所有者手册》（Owner’s Manual，2025 版）中的官方简历。1990 年出任 UBS Phillips & Drew 英国公司研究主管、1992 年因《增长的会计学》出版被解职、其后加入 Collins Stewart 并于 1996 年任董事，均出自此件。《所有者手册》所列的不投高杠杆生意、不择时、不对冲汇率、二十至三十只持仓、不收业绩费等条款，以及不做空的理由（“是对主业的危险分心”“越成功的空头在组合中缩得越快、需不断替换，是好的多头的反面”），亦出自此件。

A2（本人署名文章或本人长篇亲述，可作其观点）

• 《既然没人读账，何必还费劲做账》（Why bother cooking the books if no one reads them，《金融时报》），2015 年。“1992 年 8 月出版”“揭露公司如何用会计手法粉饰经营表现”“在 1992 年这类研究非常罕见，引起不小骚动”“当时的雇主试图阻止出版，这只让人们更想读，把它送上非虚构类榜首”“我被解雇了，这把我的职业生涯推向更偏创业的方向”“书中点名的几家公司陷入严重困难或破产”“1996 年第二版”“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特威迪爵士带领下的整顿运动”“我不确定还有多少投资者或分析师在研究财报”，以及制药业“核心利润”三项剔除、葛兰素史克自 2008 年起每季均有重组费用、阿斯利康 GAAP 每股收益占“核心”每股收益比例自 84% 降至 23%、GAAP 每股收益 5.60→0.98 美元对“核心”6.17→4.28 美元、GAAP 市盈率 69.5 倍对“核心”15.9 倍，全部出自此文。“如今有浑水、Iceberg 这样专门揭露此类做法的机构，而 1992 年这类研究非常罕见”亦出自此文。
• 《股票回购：友还是敌？》（Share buybacks: friend or foe?，Fundsmith），2011 年。“距出版《增长的会计学》快二十年，我又在揭露另一个会计漏洞”出自此文。
• 《Richer, Wiser, Happier》第 5 集（William Green 访谈），约 2021 年录制。1992 年风波的完整回述出自此件，包括：兰登书屋来电与“你们希望这是 UBS 的书还是特里·史密斯的书”的事前约定；此前同类书用“A 公司收购 B 公司”而他用真实公司真实年报；出版商要求致信各公司以防版权主张与“那是公开文件”的争执；致信内容与“引用贵公司 1988 年年报”；“几家公司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董事长“我们要把这本书停掉，是吧”；“我想你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书是我的，不是你们的，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这么约定的”；“那我该给他们什么理由”；publicity 与 publisher 同源、出版商原估五千册、《Spycatcher》先例；“我们会解雇你并起诉你”与“好”；书照出、停机加印“他们试图查禁的那本书”；以及他对本书的自评——在若干方面经受住时间考验，养老金会计一章尤其如此。本章“UBS 因蓝箭事件后重建机构声誉而请他”“猎头要他用’实话实说’的名声拿回道德高地”“1986 年前后 BZW’卖出巴克莱’事件与’你在这儿没有前途’”三项背景，同出此件（详见第一章）。须注意：同一段落中，“以严重不当行为为由停职”“随后开除并起诉”“约十八个月后庭外和解”“畅销榜第一并挤下史蒂芬·霍金”四项均由访谈者 William Green 说出，史密斯以“是的，确实如此”当场确认后即转入下一话题。本章按“访谈者陈述、经本人确认”采用，已在正文标明。该访谈再发布时更新过开场旁白的数字，本章只取访谈主体的自述内容。另按：转录原文将核心对白记作“I think you find the books mine, not yours, because that’s what we agreed.”，其中 books 系语音转写漏掉所有格撇号，本章按“the book’s mine”引用；《Spycatcher》一名在该转录中作“Spy Catcher”，在 2026 年 BTBS 转录中作“Spycatcher”，本章按通行书名统一。
• 播客《Behind the Balance Sheet》第 55 期“The Pugilist”（Stephen Clapham 访谈），2026 年。“那是因为 UBS 解雇了我并起诉了我”“本来根本不会有人买它”“就像《Spycatcher》”“如果他们没那么干，我很确定没有人会听说过这本书”，出自此件。该转录含自动转写噪声（赞助商名称与个别专名拼写漂移），本章引用的专名均已另行核校。

B1（可确认时间、场合与说话人的逐字转录）

• 《Fundsmith 2026 年年度股东大会转录》（Steady Compounding 整理），2026 年 2 月。“我当时是 UBS 的研究主管，后来我成功地把自己给弄丢了工作”出自此件，系他讲述托尼·戴（Tony Dye）一事时的插话。该件为第三方站点的语音转写。

关于书籍本身的处理

• 《增长的会计学》（Accounting for Growth，1992 年初版、1996 年第二版）与《Investing for Growth》两书均在版权保护期内。本章只作定位——它是什么类型的书、为什么在 1992 年罕见、它引发了什么后果、作者本人如何自评——不转引书中内容，不复述其章节结构。

编辑判断（不属于史密斯本人观点）

• 把 1990 年“这是特里·史密斯的书”那句事前问答认定为整场冲突的转折点，是本书的判断。
• 将该约定与后来的《所有者手册》并列为“事前写清权利与边界”的同一结构，是本书的归因；史密斯从未把两者挂钩。
• “揭露的对象消失了，不是因为读账的人赢了，而是因为读账的人少了”，是本书从他 2015 年给出的两条理由中推出的结论，非其原话。
• 把 1992 年与 2022—2026 年并列为“同一结构、不同对手”的两次代价支付，是本书为全书设置的对照，不是他的自我评价。
• “十二种手法说明做账是一门手艺而非个别失守”、以及由此推出的“利润带未知误差项、故只用自由现金流”，是本书的推论；他从未把十二种手法与自由现金流收益率的选择明确挂钩。
• 把“他不做空”读作“识别造假的能力只用于排除、不用于攻击”，并与当代做空研究的商业模式对照，是本书的解释框架。他本人给出的不做空理由是分心、加杠杆、增加交易与空头仓位的自我缩减，不涉及这一层。
• “观点的可信度与观点的正确率是两件事”“声誉能买到耐心，买不到回报”，是本书的判断。
• 关于“更偏创业的方向”一语可能同时包含豁达与委婉两种读法，是本书的存疑处理，不是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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