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错性：先于反身性的那块地基

在中文的投资阅读里，索罗斯几乎等于反身性。这个印象不是凭空来的——他自己在一九八七年那本书里主推的就是它，媒体也只对它感兴趣。但按他晚年自己排的次序，反身性不是第一位的。

二〇一四年，八十三岁，他在唯一一篇同行评议的论文里写下了这个次序：

这两条原则像连体婴一样绑在一起，但可错性是长子：没有可错性就不会有反身性。（“The two principles are tied together like Siamese twins, but fallibility is the firstborn: without fallibility there would be no reflexivity.”）

这句话在他此前所有文本里都没有出现过。它是晚年的新增。本章处理的就是这个“长子”：它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在四十年里怎样被修改，以及它对一个要做判断的人意味着什么。

他把整套哲学压成了一句话

先看最早的完整版本。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维也纳，他讲稿的第一段是这样开的：

我的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相信我们自己会犯错。（“My philosophy can be summed up in one phrase: a belief in our own fallibility.”）

他接着说，这句话对他的意义，等同于“我思故我在”对笛卡尔的意义；而且意义更大，因为笛卡尔那句箴言只关乎思考者本人，他这句还关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那些进入我们决策的误解与错解，会帮着塑造我们参与其中的事件。然后他给了那个比喻：可错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如同突变在生物学中扮演的角色。

这个比喻值得停一下。突变在生物学里不是缺陷，是变异的来源，是演化得以发生的机制。他用这个比喻要说的不是“人会犯错，所以要谦虚”，而是“人会犯错，所以历史会动”。一个不出错的世界是静止的世界。

第二段：他公开承认这是不可证明的

紧接着的一段，是全部材料里最能说明他智识品质的一处。他没有去论证可错性为真。他做了相反的事：

他强调自己在陈述的是一个信念——一个有理据的信念，适合作为一种哲学，但仍然是信念。他说他无法像笛卡尔宣称证明自己存在那样证明它。他说他试过，有时候还挺接近，但最后总是被自己编的网缠住。然后是那句关键的话：能够证明自己的可错性，这件事本身就自相矛盾；而一个人应当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样是自洽的。所以他乐于把这个陈述作为一个信念来主张。

一个人在自己哲学的第一页上写下“这一条我证明不了”，在方法论上有确定的后果：这块地基不能被用来压倒别人的论证。它只能被用来约束自己。本书后面凡是遇到他用可错性去打击对手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不少），都会回到这一页来对照。

波普尔给的是什么，他改了什么

波普尔给他的是一套关于科学的规则：经验真理无法以绝对确定性被知晓；科学定律不能被证实到毫无疑问的程度，只能通过检验被证伪；一次失败的检验足以证伪，任何数量的相符实例都不足以证实；因此科学定律永远是假设性的。

这套规则处理的对象是理论，问的问题是“一个理论凭什么算科学”。

索罗斯把它挪到了另一个对象上。他问的不是“理论凭什么算科学”，而是“一个必须在此刻行动的人，在知识不足的条件下会发生什么”。这个挪动看上去小，后果很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一套评价规则，用在事后；索罗斯要的是一套行动条件的描述，用在事中。前者的主语是科学共同体，后者的主语是参与者本人。

他自己没有把这个挪动讲得这么清楚，但他给了一句功能等价的话。二〇〇九年他说，人的不确定性原理比笛卡尔哲学里那种主观怀疑论更具体、更严格，因为——

它给了我们客观的理由，去相信我们的感知与预期是错的，或者至少可能是错的。（“It gives us objecti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our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are—or at least may be—wrong.”）

“客观的理由”是这句话的重点。他要的不是“谁也说不准”这种廉价怀疑，而是一份可以指名道姓的清单：因为这几条具体的机制，所以我们会在这几个具体的地方出错。清单越具体，它越像一条能干活的原理。

承认可错之后，用什么来行动

有一个问题他在一九九五年就正面回答了，而且回答得比后来任何一次都直接。

如果我们的总体判断都不可靠，那么一个必须做决定的人靠什么？他的答案是：靠信念。他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某种信念来引导我们过完这一生，我们不能只依赖理性；理性有它的用处，但也有它的限度；如果我们坚持待在理性的界限之内，我们就应付不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这段话在第八段还有一个更精确的版本：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为此我们必须持有一些不够格算作知识的看法，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差别。他把这称为人的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承认人的处境本身也不够格算作知识——如果它够格就自相矛盾了——但它提供了一套比其他任何一套都更适合人的处境的信念。

十四年后，他把这件事说得更露骨。二〇〇九年讲开放社会那一讲的结尾，他谈到自己对客观现实的坚持其实是一种个人信念，而且与宗教信念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他所理解的现实的客观面，具有一神教中上帝的许多属性：无所不在，全能，而运作方式仍然神秘。然后是那一句：

在缺乏完美知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信念。我恰好信奉残酷的现实，别人信奉上帝。（“In the absence of perfect knowledge we need beliefs. I happen to believe in harsh reality, while other people believe in God.”）

本书对这段材料的处理是：把它当作他对自己认识论结构的诚实描述，而不是当作一句漂亮话。它的意义在于它承认了一件多数投资写作不愿承认的事——任何一套判断体系的最底层，都有一个不能被它自己证明的承诺。索罗斯的承诺是“客观现实终会重申自己”。这个承诺在他一生里一直成立，直到二〇二三年他自己开始怀疑它是否还牢靠。那是第二十八章的事。

一九九五年的强命题，和它的例外

为了把可错性变成可操作的东西，他在一九九五年下了一个很强的断言：

我们的一切心智构造，除极少数例外，实际上或潜在地都有缺陷。（“all our mental constructs with a few exceptions, are actually or potentially flawed”）

“心智构造”（mental constructs）他定义得极宽：既包括留在我们头脑里的东西——从简单的感官知觉，到语言，到精致的信念体系；也包括在外部世界取得表达形式的制度——金融市场、各种汇率制度、联合国、民族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律结构。

一个断言的力量取决于它的例外。他接着就去处理例外，而这一段是全章的枢纽。

他说，最好的解释方式是考察那些不有缺陷的心智构造。我们有能力做出非真即假的陈述，这类陈述不是有缺陷的。可靠知识有三类：对应特定事实的单称陈述；能从其他陈述推出真值的规则，主要是数学与逻辑；以及科学中普遍适用的概括——但如波普尔所示，这类概括无法被证实，只能被证伪。

然后是那一句：

这些知识形式的共同特征是，存在着事实或规则，可以作为判断其真伪的可靠标准。……使这些标准可靠的，是它们独立于被应用的陈述，也独立于应用它们的人。（“What makes the criteria reliable is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of the statements to which they are applied and of the people applying them.”）

独立性。这两个字是他全部工作的技术核心，比“反身性”这个词更基本。

可靠的知识之所以可靠，不是因为它更聪明，而是因为它的判断标准站在外面。三角形内角和的判断标准是几何公理系统，不因谁在算而改变。下不下雨的判断标准是天气，不因谁在信而改变。而一旦判断标准本身会被判断行为改动，“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就不再携带信息——它可能只是在描述它自己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可错性必须排在反身性前面。反身性描述的是标准被改动的机制；可错性交代的是标准为什么会有独立与不独立之分。没有后者，前者只是一个循环的说法。

二〇一四年的收窄

一九九五年那个版本太强了，强到不容易守住。“我们的一切心智构造都有缺陷”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心智构造。

十九年后他让了一步，而且让得很具体：

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个别事实的知识，但一旦到了构造理论或形成总体看法的层面，他们的视角必定要么有偏、要么不自洽，或者两者都有。（“when it comes to formulating theories or forming an overall view, their perspective is bound to be either biased or inconsistent or both”）

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让在哪里。一九九五年，例外是“极少数”，而且例外的清单被单列出来当作对照组。二〇一四年，“个别事实的知识”被正面承认为可获得的，可错性只在理论层面与总体判断层面主张。

这次收窄的价值是双重的。第一，它让命题变得更可辩护——反对者很难否认“人在形成总体看法时会有偏”，但很容易否认“人连感官知觉都不可靠”。第二，也是本书更看重的：它把可错性的适用范围精确对准了投资判断的位置。一个投资者对“这家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是多少”这类个别事实可以有知识；他对“这个行业会怎样演变”这类总体看法必然有偏。前者可查，后者不可查。可错性说的正是后者，不是前者。

编辑判断：这次收窄本身就是可错性的一次实践。他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公开削弱了自己四十年前的强命题，而且没有专门声明自己在修改。本书把这类“沉默的修订”逐条挑出来，因为它们比任何自我表扬都更能说明这个人怎么工作。

出错的两个来源

二〇一四年他还补了一件一九九五年没有的事：可错性的具体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复杂性超出理解能力。面对极度复杂的现实，我们不得不诉诸各种简化手段——概括、二分法、隐喻、决策规则、道德准则。这一步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寸步难行。问题出在下一步：这些心智构造随后取得了它们自己的（主观的）存在，反过来进一步使情境复杂化。

这条机制对投资的含义是直接的，值得展开一句。任何一个用来理解市场的框架——周期、估值倍数、风格因子、增长与价值的二分——都是简化装置。它一旦被足够多的人采用，就不再只是描述市场的工具，它成了市场里的一个对象：人们会按这个分类去配置资金，会按这个分类去发行产品，会按这个分类去评价业绩。原本用来看清现实的东西，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索罗斯二〇一四年在讲肥尾时给的解释就是这一条：现实向参与者投喂的信息太多，参与者必须引入二分法才能理解它；而当市场从二分法的一侧切换到另一侧时，转变可能相当剧烈。

第二个来源是大脑结构。他说脑科学的进展证实了休谟的洞见——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然后是那句他很喜欢的话：

一个脱离肉身的智力或理性，这个想法是我们想象力的虚构。（“The idea of a disembodied intellect or reason is a figment of our imagination.”）

具体机制他给得很朴素：大脑被数百万感官脉冲轰击，而意识一次只能处理七八个主题；这些脉冲必须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被浓缩、排序、解读，错误与扭曲无法避免。

这一条在本书里的分量比它看上去重。因为时间压力这个词，会在第十九章以一种昂贵的方式回来。二〇〇九年他讲二〇〇八年的教训时说，作为参与者他必须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行动，无法收集本可获得的全部信息；负责的监管当局也一样；而这正是远离均衡状态失控的方式。同一个机制，一次出现在关于大脑的段落里，一次出现在关于爆仓的段落里。

错误怎样变成“肥沃的谬误”

他还给了一条生成机制，是本章对投资者最有直接用处的一条。它出现在讲开放社会的那一讲里，被用来解释启蒙运动的错误，但机制本身与题材无关。

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但我们永远无法拥有足够的知识，让我们的全部决定都建立在知识之上。由此可推：如果一项知识被证明有用，我们就容易过度开发它，把它延伸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于是它变成一个谬误。（“if a piece of knowledge has proved useful, we are liable to overexploit it and extend it to areas where it no longer applies”）

他把这类谬误叫作“肥沃的谬误”（fertile fallacy）——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它里面确有一颗有价值的真理内核，正是这颗内核让它得以扩散。

这条机制的结构值得拆开看，因为它与“人会犯错”是两回事。它说的是：错误不是从无知开始的，是从一次成功开始的。顺序是这样的——某个认识在某个范围内被证明有效；因为有效，它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因为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它被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在某个地方它已经不成立了，但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刻停下来重新验证，因为它此前从未失效过。

这条机制解释的东西比它出场的场合多得多。索罗斯自己用它解释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过度期待，也用它解释了有效市场假说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他明说这两样东西的谬误都根植于同一处。而它同样解释一切投资方法的失效路径：任何一套在某个市场环境里被验证过的做法，都会因为它被验证过而被推广到它不适用的环境里去。失效不是因为方法变差了，是因为方法的使用范围被它自己的成功撑大了。

还有更利落的一点：他把这条机制用在了自己身上。同一讲里他写道，即使是他这个“发现——或者说发明——了金融市场中的反身性”的人，也没能认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概念建立在一个隐藏假设之上。发明了这个概念的人，被这个概念所描述的机制骗过了。

一条必须写清的分界

这里有一步很容易被略过，但它决定了可错性和反身性各自管什么。

二〇一四年他写：可错性同时弥漫于我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因此区分社会科学与物理科学的不是可错性；区别来自另一件事——在社会系统里，可错的人不仅是科学观察者，同时是系统内的积极参与者。那才是使社会系统具有反身性的东西。

换句话说：物理学家会算错，这是可错性；但他算错不会改变电子的行为。经济学家会算错，这也是可错性；但他算错会改变市场的行为，因为他和别人都在按这个算法下单。

可错性是普遍的人类条件，反身性是它在特定场合的后果。前者不区分领域，后者只在有思考参与者的领域出现。这就是“长子”那个说法的准确含义——不是重要性的排序，是逻辑上的先后。

从一条哲学命题到一条纪律

到这里可以问那个功利的问题了：一个投资者从可错性里能拿到什么？

先说拿不到什么。可错性不推出任何具体结论。它不推出市场无效，不推出应该逆向操作，不推出任何仓位。任何声称“因为人会犯错，所以应该如何如何”的推论，都在这条命题上多加了别的前提。这一点必须说死，因为国内流传的索罗斯读法里，这一步经常被跳过。

还要说清它不是什么。中文投资写作里有一类很常见的段落，把“承认自己会犯错”处理成一种态度或修养——保持敬畏，保持谦卑，不要自负。索罗斯的可错性不是这个。态度是关于人的，他的命题是关于判断标准的。一个态度谦卑但从不设定证伪条件的人，在他的框架里和一个自负的人没有区别；一个态度自负但为每个判断都准备了推翻条件的人，则是在正确地执行可错性。两者的差别不在情绪上，在程序上。

这一点在他身上有实证。他公开写过“我要走得更远，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也公开写过自己一九九八年那次预测是错的。同一个人，既极度自信又持续认错，两件事在他那里不矛盾——因为自信针对的是框架的解释力，认错针对的是具体判断的检验结果，它们分属两个层次。

能拿到的是一条纪律，而且只有一条：既然你的判断没有独立于它自身的检验标准，你就必须为它预先准备一个能推翻它的观察。

这条纪律他自己的执行样本有两个，都很硬。

第一个是一九九三年秋在德国。他解释自己前一年做空的依据时说，他是按“德国联邦银行的深层动机是保住自身机构地位”这个假说来交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会把这家机构变成十二票中的一票。然后他加了一句：

我无法向你们证明我的假说是对的；我只能说，它奏效了。（“I cannot prove to you that my hypothesis was correct; all I can say is that it worked.”）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两件事分开了：奏效不是证明。赚到钱不构成对判断正确的证据。这是可错性在市场上最直接的形态，而它与绝大多数投资叙事的方向相反——绝大多数投资叙事恰恰是用结果去追认判断。

第二个样本更狠。二〇〇九年十月在中欧大学第二讲，他讲完自己的泡沫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对立之后，突然回身给了自己一刀：

严格说来，按波普尔的标准，两个理论都不可证伪。我一九九八年就预测过超级泡沫会破裂。那次我错了；这次我对吗？（“neither theory is falsifiable by Popper’s standards. I predicted the bursting of the super-bubble in 1998. I was wrong then; am I right now?”）

一个终身的波普尔信徒，把老师的标准用在自己身上，并当众宣布自己不合格。这一句是本书判断他智识诚实度的基准线。第五部会用它去量他晚年的几次表现，其中至少有一次没有达到这条线。

这块地基上还什么都没有

最后交代本章的边界。

可错性给出的是一个否定性的结论：我们的总体判断没有可靠的独立标准。它没有给出任何肯定性的东西。你知道自己会错，但你不知道错在哪儿、错多少、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仅凭这一条，一个人只能瘫在那里。

索罗斯本人也没有停在这里。他在讲开放社会的那一讲里说过一句自我定位的话：如果他的思想里真有什么原创的东西，那就是这份对误解的强调。

如果我的思想里真有什么原创的东西，就是这份对误解的强调。（“If there is anything really original in my thinking it is this emphasis on misconceptions.”）

注意他用的词不是“错误”（errors）而是“误解”（misconceptions）。错误是随机的、可以统计的、会互相抵消的。误解不是——误解有内容，有方向，会被很多人同时持有，而且会通过这些人的行动进入现实。

从“我们会错”到“我们的错会改造被我们弄错的那个东西”，中间隔着一整套机制。那套机制叫反身性，是下一章的事。

本章依据

• 《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再试一次》（讲稿自题），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演讲，1995-04-27。speeches/soros-1995-04-27-remarks-delivered-at-the-institute-for-human-sciences.txt。A1。本章引用的一句话概括、笛卡尔对照、突变比喻、“证明自己可错自相矛盾”、强命题“一切心智构造……都有缺陷”、三类可靠知识与“标准的独立性”，全部出自此文第一至第七段。
• 《可错性、反身性与人类不确定性原理》，《经济方法论杂志》，2014-01-13。essays/soros-2014-01-13-fallibility-reflexivity-and-the-human-uncertainty-princi.txt。A1。“连体婴／长子”次序、收窄后的可错性表述、可错性的两个来源、“脱离肉身的智力是虚构”、可错性与反身性的分界、以及肥尾解释中的二分法机制，出自此文。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一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human-uncertainty-principle.txt。A1。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复述、“客观的理由去相信我们是错的”、大脑结构一段出自此讲。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A1。“按波普尔的标准两个理论都不可证伪”、以及时间压力与远离均衡失控的机制出自此讲。
• 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三讲（2009-10）。lectures/soros-lecture-pdf-open-society.txt。A1。“对误解的强调”、“肥沃的谬误”的生成机制、他承认自己也被这个机制骗过、“我恰好信奉残酷的现实，别人信奉上帝”及其前面关于客观现实具有一神教上帝属性的一段、以及“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一最强自评，均出自此讲。
• 《欧洲解体的前景》，阿斯彭研究所（德国）演讲，1993 年 9 月。essays/soros-1993-09-01-prospect-for-european-disintegration.txt。A1。“我无法向你们证明我的假说是对的；我只能说，它奏效了”出自此文。编者注：该文件日期字段作 1993-09-01，另有材料注为 9 月 29 日，本书采较宽口径。
• 编者注（编辑判断）：本章“波普尔给的是什么，他改了什么”一节中关于“评价规则／行动条件”的区分、“二〇一四年的收窄”一节末的定性、“从一条哲学命题到一条纪律”一节中“可错性不推出任何具体结论”的判断，均为编辑判断，非索罗斯自陈。
• 编者注（未使用材料）：《金融炼金术》（1987）中关于可错性的原始表述受版权保护，本书不转引其文本；本章对该书内容的处理，一律通过他在上述演讲、讲座与论文中的复述完成。

本站正文为基于公开材料的独立编辑与研究归纳，不替代原始资料，也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