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

关于索罗斯，最常见的一种叙述是：他先在市场上赚到钱，然后拿这笔钱去做与市场无关的另一件事。按这种叙述，开放社会是他的爱好，反身性是他的本行，两者之间只有资金流向的关系。

这种叙述在事实层面不算错——钱确实是从一边流向另一边的。但它在结构层面漏掉了全部要点。本章要论证的是：开放社会不是他的第二职业，而是同一套认识论在另一类对象上的展开；两者共用一块地基，共用一对函数，共用一种失效方式。

这不是本书替他做的辩护。这是他自己的说法，而且他把连接点指得很具体。

连接点不是反身性

中欧大学第三讲一开场，索罗斯就处理了这个问题，而且他给的第一句话是坦白：

开放社会与反身性之间的联系远非显而易见。

在个人层面上，两者当然是连着的：他一边在伦敦政经读经济学理论，一边在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正是波普尔对人类固有可错性的坚持，使他开始怀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进而发展出反身性这个概念。

但在概念层面上，他说，这个联系“只是间接的”。真正把另外两根支柱连起来的，是第一根支柱——可错性。

他随即给了可错性在这个语境下的完整含义，而这个含义比第五章那个版本更宽：可错性在这里不仅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不完整、被扭曲，还指我们在简化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时，常常误解它；而这些误解在塑造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紧接着是他一生中最接近自我评价的一句话：

“如果我的思想里真有什么原创的东西，就是这份对误解的强调。”

这一句应当被当作全章的钥匙。他的框架关心的从来不是“人不理性”，而是“人会形成具体的、可指认的、会自我强化的误解”。误解在市场里的名字是泡沫，在历史其他分支里的名字是肥沃的谬误。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第八章引过那句焊接语，此处不重复。

波普尔的论证，以及索罗斯为什么接受它

波普尔没有给开放社会下过精确定义，理由本身就是他哲学的一部分：他认为精确定义与我们不完美的理解不相容。他的做法是先描述，再贴标签。他所命名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与民主非常相似。

索罗斯对波普尔这套论证的概括只有一句，但这一句抓住了它的性质：他的做法的净效果，是用一个认识论论证来为民主辩护。

论证链条是这样的：既然完美知识超出人类智力所及，那么一个以言论与思想自由、以自由选举为特征的社会，就优于一个以武力强加自身意识形态的社会。理由不是前者更公正或更繁荣，而是前者能纠错。

索罗斯说这个论证对他有说服力，并给了个人层面的理由——他先后经历过纳粹迫害与共产主义统治。这条理由本书按他的自述记录。

他自己后来给开放社会下过一个定义，只有五个英文词，本书认为它是全部语料中最有用的一个：一个对改进开放的社会（a society open to improvement）。

这个定义的展开是：我们从承认自己的可错性开始，而这份可错性不仅及于我们的心智构造，也及于我们的制度；不完美的东西可以通过试错被改进；开放社会不但允许这个过程，而且通过坚持表达自由、保护异见来鼓励它。

他接着指出这与科学方法的亲缘，但也立刻指出了关键的差别：科学有客观标准可用——事实；而“在人类事务中，事实并不提供可靠的真理标准”。所以开放社会需要某些被普遍同意的标准，让试错过程可以被评判。而他给这些标准加的那条限定，是这套构想中最难做到的一条：所有文化与宗教都提供标准，开放社会不能没有标准，但开放社会的创新在于——大多数文化与宗教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绝对，而一个意识到存在许多文化与宗教的开放社会，“必须把自己的共同价值观视为一件可辩论、可选择的事”。

一个悖论，以及他的解法

上面这一步立刻带来一个难题，而且是致命的那种：如果终极真理不可企及，我们凭什么把“我们是可错的”这条命题本身当作终极真理来接受？

这是对整套构想最有力的反驳，索罗斯在一九九七年那篇《资本主义的威胁》里正面处理了它。本书认为这是他全部哲学里最精巧的一步。

他的解法分两句。第一命题：我们的理解是不完美的。第二命题：我们必须把第一命题作为一项信条来接受。他说这两条是相容的，理由是：对信条的需要，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理解不完美。如果我们享有完美知识，就根本不需要信念。

这个解法不是文字游戏。它把“可错性”从一条关于世界的断言，改成了一条关于我们该如何持有信念的规定。他随后说明了这个改变要求什么：历史上，信念的作用是为具体的行为规则提供正当性；而可错性应当培养一种不同的态度——信念应当用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我们遵守某一套给定的规则。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信念是我们选择的表达，而不是终极真理的表达，我们就更可能容忍别人的信念，并根据经验修正自己的。

他自己接着承认这很难：“但多数人不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信念的。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信念与终极真理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往往正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来源；一旦生活在开放社会迫使他们放弃对终极真理的主张，他们会感到失去了什么。

这一段的诚实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方案写成一个容易的方案。他明确说，对可错性的信念是“一个高度精致的概念，比更原始的信念难用得多”。

中间地带

一九九七年那篇文章还做了另一件事：它改造了波普尔的形状。

波普尔的敌人来自国家权力——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虽分处极右与极左，但都依靠国家的力量压制个人自由。索罗斯说他要延伸这个论证：开放社会也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受到威胁——来自过度的个人主义。太多竞争、太少合作，会造成不可忍受的不公与不稳定。

由此他把开放社会从“开放与封闭”的一极，改造成了一块中间地带：个人权利受到保障，同时存在把社会黏合起来的共同价值。这块中间地带两侧受敌——一端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教条导致的国家支配，另一端是放任资本主义导致的极度不稳定与最终崩溃。

这里有一条限定，本书必须完整保留，因为漏掉它就会严重误读他。他写道：

我要强调，我并没有把放任自由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放在同一类里。极权意识形态是蓄意寻求摧毁开放社会的；放任政策可能危害它，但只是无意中危害。

他还特意点了名：哈耶克是放任主义的使徒之一，但他同时是开放社会的热忱拥护者。他之所以认为放任一侧的威胁在当时更强，理由是一个时势判断——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已经被彻底名誉扫地。

本书按事实记录他的这项主张、他的理由与他所设的限定，不对这项主张作政治评价。

他在自己的概念里发现的那个洞

二〇〇九年十月，中欧大学第三讲。索罗斯一开场就说明这一讲与前两讲性质不同：前两讲是“一生研究与实验的结论”，这一讲“是在开辟新地，因为我关于开放社会的看法一直在变，而且仍在演化”。

他要讲的是一处他自己发现的缺陷。

波普尔的论证建立在一个隐藏假设上：思考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理解现实。索罗斯说，这个假设不必然成立——操纵函数可能压倒认知函数。而在民主制度里，政治人物的首要目标是当选并保住权力。

这一句一出，波普尔那条链子就断了。如果自由的政治讨论不是以理解现实为目的，那么“能纠错”这个理由就不再自动成立；自由讨论完全可能只是更高效地生产共识，而不是更高效地逼近现实。索罗斯把这个后果写得很直白：自由的政治讨论“未必产生比压制异见的威权政体更有远见的政策”。

他随即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他自己：

“波普尔怎么能想当然地以为自由的政治讨论是以理解现实为目的的？更有意思的是，我这个把操纵函数摆在反身性核心位置的人，怎么会这样盲目地跟着他？”

本书认为这句自我诘问是全书最重要的一段材料之一，理由与它的内容无关，与它的形式有关：一个人发现自己在自己最熟悉的那个概念上，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这是可错性作为实践的最强样本之一。

他给出的补丁是把一个隐含假设变成明文要求：把对真理的追求，作为开放社会得以繁荣的一项明确条件引入；相应地，要求选民珍视诚实、惩罚欺骗。他二〇一一年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这句话写成了最紧凑的形式：在波普尔的论证中是隐藏假设的东西，必须被变成开放社会得以维持的明文要求。

他同时承认了这个补丁的代价：“加上这条，我就进入了价值的领域。”而在价值领域，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更甚，“还有很多思考要做”。他在两天后的第四讲里给出了这句话的机制版本：价值比认知概念更少受客观现实的约束，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所采纳的理论所塑造。

这条推论是第八章那个“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败坏公共道德”的论证的地基，也是第七章末尾那条“在缺乏道德价值时监管总会被规避”的地基。三者是同一条推理的三段。

一根迟到的支柱

三支柱的结构——可错性、反身性、开放社会——是在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讲里正式定型的。第二天，他给它加了第四根。

第四讲一开场，索罗斯说他要先引入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他“最近才注意到的，但它在我的思考中已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至于我几乎可以称它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根支柱”。这个现象是委托—代理问题：代理人本应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实际上却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这不是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研究它已久。索罗斯的落点在于经济学家研究它的方式：他们只从契约与激励的角度看它，基本不管伦理与价值的问题。而他的判断是——如果把伦理考量拿掉，这个问题就变得基本无解，因为诚实与正直这类价值会失去对行为的约束力，人会越来越只被经济激励驱动。

然后是那一步反直觉的推理，也是这一讲最值得记的一句：用契约与激励去分析代理问题，本身加重了伦理问题。确立“人的行为由契约与激励支配”这条原则，其效果是消除或至少削弱了伦理考量。他自己知道这句听起来别扭，所以加了一句解释：“这听上去悖谬，只是因为反身性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改变了人。这是第五章那条“社会理论本身是反身的”命题最具体的一次落地，而它的落点不在市场，在道德。

他随后说自己一旦意识到代理问题，“就到处都发现了它”：共产主义因它而失败——马克思那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产党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之前；代议制民主受它之害——当选的代表把权力用于自己的利益；而在最近这场金融危机中，它成了金融体系的祸根——金融工程师把按揭变成证券时以为自己在通过地域分散来降低风险，实际上他们引入了一种新风险，即把创设并分销这些合成工具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这些证券的所有者的利益分离开了。“代理人对赚取费用的兴趣，大于对保护委托人利益的兴趣。”

本书的判断是：第四支柱在他此后的公开文本中并没有真的被当作支柱使用，语料中它几乎只出现在这一讲。但它记录了一件事——三支柱结构定型的第二天，作者本人就在往上面加东西。一个宣称自己可错的框架，其作者对它的稳定性也不抱幻想。

两个谬误，各占一半

修订之后，他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遍，用的仍然是“肥沃的谬误”这个工具。

启蒙谬误。启蒙运动把理性设想为一盏探照灯，照亮一个被动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在塑造现实中可以起的主动作用被漏掉了。换句话说，启蒙运动没有认出反身性。他强调这个二分并非题材本身固有，而是哲学家们为了让理性能够获得完美知识而引入的。他也强调它是肥沃的——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极其有效，只是在人类事务中变成了谬误。

后现代谬误。它否认存在一个可以被理性发现的客观现实，把现实看成一堆常常互相矛盾的叙事。索罗斯自述他原本把这套世界观直接打发掉了，因为它与他对客观现实的敬重相冲突；使他改变主意的是一篇报道——罗恩·苏斯金德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引述的一句话，说话人属于当时白宫的运作层：“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就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现实。”他说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睛”，迫使他严肃对待后现代立场，并承认它是一个肥沃的谬误，其影响力“完全不亚于启蒙运动，而在当下也许更大”。

但他给两者的评分不同：后现代谬误“谬误更多而肥沃更少”，因为它把操纵函数抬到首位，因而忽略了不可被操纵的那个客观现实的硬核。

他反驳后现代立场用的是实用论证，而不是形而上学论证，这一点很重要：现实固然可以被操纵，但结果必然偏离操纵者的意图；要把这个偏离降到最小，只能靠更好地理解现实——因此认知函数应当优先于并引导操纵函数。

他自己的框架的位置，他也说清楚了：启蒙运动漏掉了人类领域中操纵的普遍性，而操纵函数的被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者各自认出了一段复杂关系的一半，而“我的概念框架，建立在可错性与反身性这一对原则之上，把两半合了起来”。

一个信仰的形状

本章要写的最后一层，是他把这套东西接回自己身上的方式。这一层如果不写，“同一套认识论”就只是一句结构上的话。

第二章记过他那句自陈：在缺乏完美知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信念，而他信奉的是残酷的现实。第二章处理的是这句话作为“认识论底层承诺”的意义。这里要处理的是另一件事——他在同一段之后交代了这个承诺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而三个来源里有一个直接落在交易台上。

第一个来源是一九四四年。在父亲的引导下，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还帮了别人；这使一九四四年对他成了一次正面经验，“给了我直面残酷现实的胃口”。

第二个来源是市场。他写道：

“我是个冒险者，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避免越过悬崖。我学会了通过留意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来保护自己免受不愉快的意外。我选择那些即使在最坏假设下风险回报比仍然吸引人的投资。这让我强调每个情境的阴暗面。”

这是全部语料中唯一一段可以当作他建仓标准来读的自述。它的形式与开放社会的论证形式是同一个：不追求确定性，追求“错了也不致命”。

第三个来源是基金会。他说，能够做一些事情去缓解不公，增加了他辨认并直面残酷现实的意愿；“一个负面的判断成了正面介入的邀请”。他随后给了一条可核对的行为记录：他的基金会最终把大量资源投向了看似无解的问题与看似无望的案例，而“打必输的仗不是多数基金会的首选”。

这一条线上还有一项经验教训，本书认为它比上面几句更重要，因为它是一次被现实修正的预期。他自述在建立基金会网络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发现了一些我本该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他举的例子是：封闭社会的解体，未必导向开放社会的诞生；它可能只是持续的解体，直到出现一个新政权——而这个新政权与已经崩溃的那个政权的相似之处，多于与开放社会的相似之处。

这句话的位置很关键。它出现在他讲开放社会的那一讲里，出现在他自陈“我获得了一些建设开放社会的实践经验”之后。也就是说，他用来支撑开放社会主张的那段实践，同时也是修正这项主张的证据来源。第六部会用具体记录检验这条教训他学到了多少。

结论的精确措辞，以及它的边界

二〇〇九年那一讲的结论，索罗斯的措辞非常小心，本书按原样保留分层。

作为手段，开放社会比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更能理解并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但有两个条件：必须让认知函数优先于操纵函数；人民必须愿意直面残酷的现实。他把这条结论的后果说得很硬：民主的工具价值取决于选民对真理的追求。

作为目的，开放社会有内在价值，即个人的自由；这一条无论开放社会是否繁荣都成立。他举的例子是苏联——个人自由的价值在那里同样成立。

他也给自己这套分类加了限定。二〇一六年他写道，他把政治体制分成两类：一类是人民选出领导人、领导人本应照看选民利益的社会；另一类是统治者设法操纵臣民、使其服务于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紧接着他自己说：“这个分类过于简化。”历史上有许多程度与变体，从运转良好的模型到失败国家，任何具体情形里都有许多不同层级的政府。他补充说，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这个区分有用。

本书按事实记录这段自陈与这条自限，不对其政治含义作评价。

为什么这不是跨界

到这里可以收口了。这里是一处编辑判断，明示为本书的判断。

开放社会与反身性同属一套认识论，理由有三条，而且三条都是结构性的，不是修辞性的。

第一，同一对函数。市场里的认知函数是判断资产值多少，操纵函数是买卖；政治里的认知函数是理解处境，操纵函数是竞选与宣传。两处的干扰机制完全一样——当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是另一个函数的因变量时，两个函数都没有真正独立的自变量。

第二，同一种失效形态。市场里，趋势与误解互相强化，走到再也撑不住为止，叫泡沫；历史其他分支里，一项被证明有用的知识被过度开发、延伸到不再适用的领域，叫肥沃的谬误。索罗斯自己写下了这两者的等价关系，本书第八章已引。

第三，同一条优先规则。认知函数应优先于操纵函数——这条规则在市场里的形态是“先判断现实，再下注”；在政治里的形态是“先追求真理，再争取权力”。他在中欧大学第三讲提出了它的前一半，第四讲提出了后一半：在制定规则时，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他给自己定的分工规则由此而来：“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我按规则行事并试图最大化利润。作为公民，我努力改进规则，即使改革不利于我个人的利益。”

这条分工规则在他身上是否被一贯执行，是本书第十四章的题目，那里会有两个方向相反的案例。本章只负责说明它在概念上从哪里来。

最后是一条纪律声明。本书不评价索罗斯的政治立场，不选边，也不替他辩护或批判。本章记录的是他的论证如何形成、在何处被他自己推翻、又被他自己怎样修补。他的具体政治主张、它们的理由与它们的结果，留在第六部按可核验的记录处理。

本章依据

• A1｜讲座（本章主文本）：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三讲（2009-10），官方 PDF（lectures/soros-lecture-pdf-open-society.txt）。三支柱的连接方式、“如果我的思想里真有什么原创的东西”、波普尔的隐藏假设与那句自我诘问、“追求真理”补丁、启蒙谬误与后现代谬误、苏斯金德那篇报道的作用、“我恰好信奉残酷的现实”、三个来源（1944 年、市场、基金会）、以及工具价值／内在价值的分层结论，均出自此篇。
• A1｜讲座：第四讲（2009-10-29）官方转录（lectures/soros-lecture-transcript-capitalism-vs-open-society.txt）。委托—代理问题被提名为“第四根支柱”及其四个应用（共产主义、代议制民主、抵押证券化、资源诅咒）、“用契约与激励分析反而加重伦理问题”、“价值比认知概念更少受客观现实约束”、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条规则、以及“作为对冲基金经理／作为公民”的分工自述，出自此篇。该转录有若干错字（out to be 应为 ought to be，would functions 应为 would function），本章按更正后的语义译写。
• A1｜讲座：第三讲另载一项实践教训——“封闭社会的解体未必导向开放社会的诞生”，以及基金会年表（匈牙利 1984、中国 1986、波兰与苏联 1987）。本章只用教训，年表留至第二十六章。
• A1｜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大西洋月刊》，1997-02-01（essays/soros-1997-02-01）。中间地带论、“我并没有把放任自由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放在同一类里”这条限定、可错性悖论及其解法、“一个对改进开放的社会”这个定义、以及开放社会与科学方法的亲缘与差别，出自此篇。
• A1｜文章：《我的慈善》，2011-06-22（essays/soros-2011-06-22）。“隐藏假设必须被变成明文要求”的最紧凑表述出自此篇，与 2009 年第三讲为同一论证的两个版本。
• A1｜文章：《开放社会需要保卫》，2016-12-30（essays/soros-2016-12-30）。晚年的两类政体定义与“这个分类过于简化”这条自限出自此篇。
• 政治中立纪律的执行：本章涉及具体政治人物与政党的段落，只保留触发他修改概念的事实链条与他本人的陈述归属，不复述其政治评价，不作评价。相关判断与其结果的核对留至第六部。
• 编者判断（明示）：末节“为什么这不是跨界”三条理由为本书判断；“可错性作为实践的最强样本之一”这一评价亦为本书判断。索罗斯本人只说过连接点是可错性，未作过这三条结构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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