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批判

索罗斯在中欧大学第二讲的第二段就把赌注摊开了。他说金融市场之所以是检验他那套概念的好实验室，是因为他对金融市场的解释与有效市场假说直接冲突：

“如果那个理论成立，我的就是错的——反之亦然。”（If that theory is valid, mine is false—and vice versa.）

这是一句波普尔式的开场：他不是在提出一个补充，而是在提出一个替代，并且主动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判决性的分歧。

本章处理这场对撞。它分四层：分歧在哪里；他如何解释对手为什么会错成这样；他为对手写的那个更强的论证；以及他自己在同一场讲座里留下的一处逻辑不一致——本书要把它点破。

分歧在哪里

有效市场假说的主张，索罗斯的复述是：市场趋向均衡；对均衡的偏离以随机方式发生，可归因于外来的冲击。

他的两条市场公理逐条对立。第一条说价格永远扭曲基本面，针对的是“价格准确反映一切可得信息”。第二条说市场能改变它本应反映的基本面，针对的是“市场只是被动映射”。

这两条对立还引出一个不那么显眼但更要紧的第三层分歧，关于均衡的地位。在主流理论里，均衡是常态，也是必然的结局；在索罗斯的框架里，均衡是负反馈的一个极端情形，是一个极限个案。他在二〇一四年论文里把这一点讲得最完整：经济学把均衡看作正常的、乃至必需的事态，而他把这类稳定期看作例外；他关注的是那些使市场随时间改变的反身反馈回路。

分歧还有一个可以核对的经验落点，而且它是索罗斯最看重的那个。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他在众议院说：这场危机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不是由外部冲击引起的——不是欧佩克抬高油价，不是某个国家或某家机构违约——它是由金融体系自身生成的。他说，“缺陷内生于体系之中”这个事实与主流理论直接矛盾，因为主流理论把偏离归因于随机或外部原因。

这是全部争论中唯一一处接近判决性观察的地方：一个可以从内部生成系统性崩溃的市场，与一个只在外部冲击下偏离的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理性预期这一步

分歧的技术核心在一条公设上，索罗斯对它的批评是全部批评中最短也最直接的一条。

理性预期理论的做法，在他的复述里是这样：它设定存在唯一一组正确的预期，人们的看法会向它收敛，而偏离是随机的——参与者的预测与最终发生的事之间不存在系统性误差。

他指出这条公设是用来绕开一个不可能性的。那个不可能性是：参与者不可能基于知识作决策，因为他们必须预判未来，而未来取决于人们尚未作出的决定；要猜对，就得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决定及其后果。理性预期理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是用一条公设把问题声明为不存在。

他的评语只有一句，但这一句里有两个分句，缺一不可：

“这条公设与现实毫无相似之处，但它是目前大学里所教授的金融经济学的基础。”（That postulate has no resemblance to reality, but it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as it is currently taught in universities.）

二〇一四年他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更让人不安的补语：这条公设不但是大学教学的核心信条，“甚至被用在中央银行的模型里”。

他自己的替代说法是：在实践中，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或多或少偏离现实，而他们的误差可能是相关的、并且带有显著的偏向。相关且有偏——这两个词是他与随机偏离之间的全部分歧。他给出的结论句是：“这就是价格扭曲的通因。”

这里顺带解决了另一个常见的误认。行为金融学也反对“人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常被当作索罗斯的同路人。他自己不这样看——第三章记过那句判定：那门学科只处理反身过程的一半。二〇一四年论文里他把这个判断说得更技术：多数行为实验测的是人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因此测的其实是认知函数的可错性，而操纵函数极少被研究。

按他的分类，位置是这样排的：有效市场假说否认可错性；行为金融学承认可错性但不处理反身性；只有他自己两者都处理。这个自我定位是否成立可以争论，但它是清楚的，而且它决定了这场论战的对手只有一个。

肥尾

争论还有一个可以用数据说话的落点，而且它是索罗斯少数几次主动走向定量证据的场合。

一九六〇年代，数学家曼德博（Mandelbrot，1963）发现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有时呈现“肥尾”——比正态分布所预测的更多的极端事件。索罗斯说这一发现此后被大量研究确认，而他认为自己的框架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它。

解释链条是这样的：现实喂给参与者的信息太多，他们必须引入二分法与其他简化装置才能理出头绪；而引入秩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二元划分，所以人们倾向于使用二分法。当市场从一个二分法的一侧切换到另一侧时，“转换可能相当剧烈”。转折点难以预测，但它伴随着波动率的急剧上升，而波动率的急剧上升表现为肥尾。

他在二〇一三年十月把这个说法讲得更完整，还给了一个借来的名字。他说现实的分布并不服从一条规整的钟形曲线，而是倾向于聚集在近均衡与远离均衡两个极端附近；这两个极端起着“奇异吸引子”的作用，因为人们习惯用二分法简化事物——一个局面要么被认为稳定，要么被认为不稳定，而人的看法可以相当快地切换。他的结论句是：“这在我的框架里是内生的，在标准经济学里不是。”

本书的判断是：这一段的论证强度低于他其他几处，因为“人倾向于二分”与“收益率分布有肥尾”之间隔着几个未被填补的环节，语料中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计量工作。但它的方向值得记下——他试图让自己的框架去解释一项已被公认的经验规律，而不是仅仅否定对手。这是一个可证伪化的努力，尽管尚未完成。

他们为什么会错成这样

索罗斯没有停在“他们错了”。他给了一套关于错误如何形成的说明，而这套说明比结论本身更有价值。

那套机制叫肥沃的谬误（fertile fallacy），第二章已完整记过它的生成顺序——错误不是从无知开始的，是从一次成功开始的：一项知识被证明有用，因而被过度开发，被延伸到它不再适用的地方，于是变成谬误。第八章要做的是把这台机器对准经济学本身，看它跑出什么。

先确认它跑得动。索罗斯把这个应用写成了一句焊接语：“在历史的其他分支里，肥沃的谬误相当于金融市场里的泡沫。”（Fertile fallacies are, in other branches of history, the equivalent of bubbles in financial markets.）按第六章那个两成分公式套一遍：这里的趋势是“理性与现实相分离这一二分法在自然科学中极其有效”——这是真的，而且被两百年的成绩反复确认；关于趋势的误解是“因此它在人类事务中同样有效”。两者互相强化，一路走到再也撑不住为止。

他把这套解释用在经济学身上，给出的谱系相当具体，而且这条谱系本身就是一部“成功如何变成谬误”的年表：

起点是完全竞争理论，它假定完美知识。这个假定站不住，于是被替换为普遍可得的完美信息。这个也不够用，于是——这里他点了自己老师的名——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他在伦敦政经的教授，在一九三二年把经济学的任务定义为“有限手段在无限多可替代目的之间的配置”，并明确把手段本身与目的本身排除在研究之外。索罗斯的评语是：罗宾斯把盛行的价值观与生产方式当作既定，因而把反身性从经济学可研究的对象中消除掉了。此后这条路线在一九六〇与一九七〇年代达到顶点——理性预期与有效市场假说。

他给这个八十年的过程起了名字，用的是弗洛伊德式的措辞：物理学羡慕（physics envy）。他说经济学“是一个建立在演绎逻辑而非经验证据之上的公理系统”，在这一点上像欧几里得几何；但欧几里得的公设取自现实世界中的条件，而经济学至少有一部分公设——尤其是理性选择与理性预期——是出于模仿牛顿物理学的愿望，而不是出于现实世界的证据。

他还补了一句最重的判断：波普尔当年用“不可证伪”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逐出科学，但波普尔走得不够远——“理性选择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和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一样是伪科学的”。

有效市场假说不等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这是本章必须处理的一处区分，因为它经常被忽略，而忽略它会把索罗斯写成一个笼统的反市场人士。

他自己在中欧大学第四讲里写得很清楚：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你可以是一个使用那个假说工作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是有同情心的自由派”。

那么两者的关系是什么？他给的答案不是逻辑关系，而是社会学关系：有效市场假说对美国大学经济学教学有一种扼喉般的支配力，而这一现象“可归因于致力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资本家与基金会所提供的资助”。他说同一批资助也造成了市场价值向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侵入。

市场原教旨主义本身，他在不同场合给过两个定义，两个都要记下。

教义式定义（第二讲）：相信金融市场是自我纠正的、应当听任其自行其是。里根称之为“市场的魔力”。

社会学式定义（第四讲）：市场价值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不当扩张（the undue extension of market values to other spheres of social life）。这个版本的论证是：经济学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看不见的手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等于说人们追求私利的同时也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于是私利与利润动机获得了道德许可，可以取代诚实、正直、关心他人这类德性。

两个定义指向同一件事的两面。前者说的是一条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错误信念，后者说的是这条信念被搬到它不适用的领域之后的社会后果。按第六章那个公式，它们正是一个“肥沃的谬误”的趋势成分与误解成分。

他替对手写的那个更强的论证

索罗斯在这场论战里做了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他先把对手的论证重写了一遍，写得比对手自己写的更强，然后才反驳。

他的判断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主要的政策含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不像用来为它辩护的那些论证那样站不住脚”。

他随即给出了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全部对他自己不利：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过程的缺陷更多。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可错，因为政治围绕社会价值观转，而市场把参与者的价值观当作既定；而社会价值观极易被操纵。此外，政治被委托—代理问题毒化。为防范代理问题必须引入各种保险装置，这使政府当局在经济领域的行为比私人参与者更僵硬、更官僚。

结论是一句让步得很彻底的话：基于以上所有理由，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最低限度是说得通的。

那么错在哪里？错在论证，不在结论。他写道：市场原教旨主义“仅仅是用一个无效的论证，替换掉了一个本可以强得多的论证”。那个更强的论证是：一切人为构造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最低限度。“那会是一个合理的立场。”而它实际采取的说法是：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了自由市场是完美的——“那纯粹是坏逻辑”。

同样的坏逻辑在一九九七年那篇《资本主义的威胁》里被抓得更准。他把对方的推理还原成一句话：既然监管是有缺陷的，未受监管的市场就是完美的（since regulations are faulty, unregulated markets are perfect）。然后指出这句推理成立的唯一条件：“这个论证建立在完美知识的假设之上：如果一个解法是错的，它的反面就必定是对的。而在没有完美知识的情况下，自由市场与监管都是有缺陷的。”

他随后把自己的立场说死，措辞需要完整引用，因为它常被砍掉一半：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虚假而危险的教条，但我赞成把政府干预与监管保持在最低限度——出于别的、更好的理由。

本书的判断是：这一段是全书最值得中国读者读两遍的地方之一。它示范了一件在公共争论里罕见的事——把对手的结论与对手的论证分开处理，承认结论、拆掉论证，然后为同一个结论换一套地基。

那处矛盾

现在到本章必须点破的地方。

中欧大学第二讲的结尾部分，索罗斯先写了这样一段：

“严格说来，两个理论按波普尔的标准都不可证伪。我在一九九八年预测过超级泡沫的破裂。那次我错了；这次我对吗？而有些有效市场假说的拥护者，仍然在一切证据面前为它辩护。”（Strictly speaking, neither theory is falsifiable by Popper’s standards.）

四段之后，也就是全讲的最后一段，他写了这样一句：

“但有效市场假说已经被决定性地证伪了。”（But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has been conclusively disproved.）

这两句话在同一份讲稿里，相隔四段，彼此不相容。如果按波普尔的标准它不可证伪，那么它就不可能被决定性地证伪——“不可证伪”与“已被证伪”用的是同一套标准的两端。一个不能被任何观察推翻的命题，也不能被任何观察判决。

先把最强的调和尝试摆出来。

调和之一：两句话的“理论”所指不同。第一句说的是有效市场假说作为一个整体范式的形式属性——它有足够的辅助假设，可以把任何反例吸收掉，因此在波普尔意义上不可证伪。第二句说的是它的某一条具体经验推论——市场不会内生地产生系统性崩溃——而这一条已经被二〇〇八年的事实推翻。这个调和不算牵强，因为索罗斯本人在别处确实强调过“缺陷内生于体系”这条判决性观察。

调和之二：“conclusively disproved”是一个修辞用法，意思接近“在实践中已无人可辩”，而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严格证伪。

但这两条调和都留下同一个残余，而这个残余才是重点。

在第一句里，索罗斯把“不可证伪”这条标准同时用在了自己和对手身上——他甚至主动交出了自己一九九八年那次失败的预测作为例证。这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动作。而在第四段之后的第二句里，他只把“已被证伪”用在了对手身上，没有把同一把尺子的另一端再对准自己一次。他一九九八年那次错误的预测，按同一个标准，本该同样构成对他自己理论的一次不利判决——而他给的处理是把它写成一个疑问句（“这次我对吗？”），不是一次记分。

本书的判断是：这不是笔误，是一处真实的不对称。它出现在一个终身以波普尔为标尺的人身上，出现在他一生中最系统的那场讲座里，因此值得被记录，而不该被弥合。

还有一个后续，本书认为它是这处矛盾最有意思的部分：五年后这句话消失了。

二〇一四年那篇论文的结尾，写的是同一个论证的同一个位置。这一次的措辞是：严格说来，两种解释按波普尔的标准都是伪科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我的第一本书叫作《金融炼金术》。也是为什么有些有效市场假说的拥护者仍然在一切证据面前为它辩护”。

“已被决定性地证伪”这句话不见了。他保留了对称的那一半（两个理论都不合格），删掉了不对称的那一半（只有对手被判决）。语料中没有任何一处他提到自己做过这个改动，也没有任何一处他解释过原因。本书按事实记录这个差异，不推测动机。

另一条攻击线

在争论的另一端，索罗斯还留了一条与可证伪性无关的批评，见于中欧大学第五讲。

这条批评不是说均衡假设错了，而是说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金融市场，完全无视政治，“而那给出的是一幅扭曲的图像”。他给出的对应主张是：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有政治那只看得见的手，它设定市场机制得以运作的规则与条件。

这一条与前面几条性质不同。前面几条是理论内部的争论，这一条是关于研究对象边界的争论：金融市场的规则由谁制定、在什么政治过程中被修改，这件事本身是市场行为的一部分，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模型就漏掉了一个持续起作用的反身回路。这正是第六章末节那个“当局与市场之间的持续型回路”的方法论版本。

同一段里他把这条主张推到了最远：他的概念框架关涉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那个由无时间性法则支配的抽象建构“市场经济”；“我把金融市场看作历史的一个分支”。这是他全部理论表述的终点形态——反身性到此不再是一个金融理论，而是一种历史观。

同一讲里还有一句讽刺，值得记下来，因为它同时是一句可核对的观察：他说奥巴马的某些经济顾问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说是有效的，“除了每一百年有一次例外”。

一次制度性的回应

第二讲的最后，索罗斯宣布了一件事，本书认为它应当作为本章的收尾，因为它是他这套批判唯一一次变成机构行为。

他出资五千万美元、分十年，创办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目标是资助研究、工作坊与课程，发展出现行范式的替代方案。他希望其他人加入，把年度预算做到一千万美元以上。启动会定在二〇一〇年四月十至十一日，剑桥国王学院。

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设的限制。他明确承认，同时充当理论主角与出资人存在潜在冲突，对策是在自己与研究所之间竖一道“中国墙”：资助通过中欧大学转拨；他本人不参与研究所的治理；评审团被明文指示，要鼓励反身性理论之外的其他替代方案。他写道：“我希望反身性会是被探索的概念之一，但显然它不应该是唯一的概念。”

把这一段与第四讲那句“有效市场假说对经济学教学的支配力可归因于资助结构”放在一起读，逻辑就完整了：他诊断出问题出在资助结构，于是他用资助去回应；但既然他自己的诊断是“资助会扭曲学术”，他就必须把自己的资助也当作一个需要防范的扭曲源。

本书的判断是：这是全书范围内他把自己的认识论用在自己身上最干净的一次。第二十三章会写一次失败的对照——同一个人，在另一个题目上，没有做同样的事。

本章依据

• A1｜讲座（本章主文本）：中欧大学系列讲座第二讲（2009-10），官方书籍 PDF（lectures/soros-lecture-pdf-financial-markets.txt）。对撞声明、两条公理与 EMH 的逐条对立、“两个理论按波普尔标准都不可证伪”、“有效市场假说已被决定性地证伪”、INET 及其“中国墙”三条，均出自此篇。本章所点破的矛盾，两句原文相隔四段，同属这一份文本。
• A1｜讲座：第三讲（2009-10）官方 PDF（lectures/soros-lecture-pdf-open-society.txt），“肥沃的谬误”的定义与生成机制、以及它与泡沫的等价关系出自此篇；第四讲（2009-10-29）官方转录（lectures/soros-lecture-transcript-capitalism-vs-open-society.txt），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学式定义、为对手重写的更强论证、“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但我赞成把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以及资助结构与教学垄断的关系，出自此篇。
• A1｜论文：《可错性、反身性与人的不确定性原理》，2014-01-13（essays/soros-2014-01-13）。物理学羡慕的完整谱系、罗宾斯 1932 年的定义与“消除了反身性”的评语、“理性选择理论与有效市场假说和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一样是伪科学的”、理性预期公设“甚至被用在中央银行的模型里”、行为实验只测认知函数的判断、曼德博 1963 年肥尾发现及其二分法解释、以及 2014 年版结尾的措辞（用以与 2009 年版对照），出自此篇。
• A1｜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大西洋月刊》，1997-02-01（essays/soros-1997-02-01）。“既然监管有缺陷，未受监管的市场就是完美的”这一坏逻辑的还原、以及“完美知识假设”的拆解出自此篇。
• A1｜证词：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2008-11-13（testimony/）。“缺陷内生于体系”的判决性观察出自此处（书面陈述与口头陈述均有）。
• A1｜演讲：全球经济研讨会《欧洲的未来》，2013-10-01（speeches/soros-2013-10-01），“奇异吸引子”与两极聚集的表述、“这在我的框架里是内生的”出自此篇；“把金融市场看作历史的一个分支”与“有效市场假说孤立地看市场、无视政治”出自中欧大学第五讲（2009-10-30，lectures/soros-lecture-transcript-the-way-ahead.txt）。
• 编者判断（明示）：本章“那处矛盾”一节全部为本书判断，包括两条调和尝试及其残余的分析、以及关于 2014 年措辞变化的对照。语料中没有他本人对这处不一致的任何说明，本书不推测动机，只记录文本差异。
• 编者判断（明示）：末节关于 INET 是“他把自己的认识论用在自己身上最干净的一次”的评价，为本书判断。

本站正文为基于公开材料的独立编辑与研究归纳，不替代原始资料，也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