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的吸血鬼：金融、企业权力与不平等

前两章，格兰瑟姆把病因追到了美联储和它制造的道德风险。本章他把镜头再拉远一格，从央行转向整个金融业，也转向他一生政治立场最鲜明的几个判断——金融业的膨胀、企业的政治权力、以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这是全书政治中立纪律最吃紧的一章。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动情、也带着明确的党派倾向。本书的处理，从头到尾守同一条线：只记录他的主张、他的理由、以及可以核验的依据；不评价这些立场的对错，不选边，既不替他辩护，也不替被他批评的一方说话。他的政治是他的，本书的本分是把它准确地记下来，作为这个人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被看见，而不是加入他的争论。

一只越长越大的吸血鬼

先看他对金融业本身的判断。这判断的意象很刺眼。

他给的数据是：金融业占美国 GDP 的比重，从 1965 年的约 3%，升到了 2007 年的约 7.5%。他说，多抽走的那四个多百分点，并不对应着等量的价值创造，而是一笔“对实体经济的税”。

……趴在你背上的一只又大、又重、还在长的吸血鬼。

（a large, heavy, growing bloodsucker on your back ——《停止印刷！》2010 年 1 月）

他的意思是：金融本该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帮资本找到用处、帮风险找到承接。但当它膨胀到 GDP 的 7.5%，其中很大一部分不再是中介，而是抽成。这只吸血鬼越长越大，实体经济供养它的负担就越重。他把金融膨胀，定性成一种寄生，而不是一种繁荣。

这个判断，是他能力圈的一次自然延伸，而不是越界。第三部讲过他的职业风险理论——投资业里人人都是代理人，首要指令是保住饭碗。一个由代理人组成、且每个人的首要目标都是自保的行业，天然会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收费、复杂化自己的产品、让外人看不懂自己在做什么——因为看不懂，才好收费。所以在他看来，金融业膨胀成吸血鬼，不是几个坏人干的，是这个行业的激励结构决定的：当抽水比创造价值更容易，理性的代理人就会去抽水。他骂金融，骂的不是道德，是结构——这一点让他的批判，和单纯的义愤区分开来。

他还讲了一个亲身的例子，说明金融业是怎么从“中介”变质成“对手方”的。他回忆 1985 年，他曾被自己最信任的一家经纪商，用程序化交易“宰”了一刀。他的观察是：金融从业者本应是客户的代理人——替客户办事、与客户利益一致；可当业务越来越复杂、抽水越来越隐蔽，代理人一步步变成了对手方——他坐在你对面，你的损失就是他的收益。这个从“代理人”到“对手方”的变质，是他“吸血鬼”判断的一个微观注脚：不是每个金融从业者都心怀不轨，是这个越长越大、越来越不透明的行业，其结构本身在把服务者变成抽水者。

一场宇宙扑克

他为什么说金融的很大一部分不创造价值？他用了一个比喻——宇宙扑克。

他说，投资业不生产任何实物，我们只是在一场宇宙级的扑克局里，把已经存在的价值倒来倒去。扑克是零和的：牌桌上的钱不会因为你们打得热闹就变多，一个人赢的正是另一个人输的，而抽水的赌场稳赚。投资业也一样——作为一个整体，它每年从市场里抽走的成本（他估计业界整体约 1% 、个人投资者约 2%），是所有参与者回报的净减项。他有一句话把这层意思钉死：我们总是忘了，我们就是市场，而一切成本都是对我们自己回报的扣减。一个零和的游戏，不可能靠内部的倒腾创造出净价值；它能做的，只是决定这块固定的蛋糕怎么分，外加供养那个越来越大的赌场。他并不是说金融毫无用处——一个健康的、适度的金融业，确实在帮实体经济配置资本、分散风险；他要说的是，当这个行业膨胀到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配置资本所需要的规模时，多出来的那一大块，就不再是配置，而是零和的博弈加抽水。判断金融业是不是过大，他给的标尺很简单：看它到底是在帮实体经济长大，还是在从实体经济身上抽血。而剔除金融之后增速一路下滑的那条曲线，在他看来，答案已经写在那里了。

唯一有用的创新，是自动取款机

金融业最爱标榜自己“创新”。他对这个词的嘲讽，借了沃尔克的一句话。

沃尔克说过，过去二十年里，金融业唯一真正有用的创新，是自动取款机。格兰瑟姆很喜欢这句，因为它一刀切开了“金融创新”的话术——那些被包装成创新的复杂产品，多数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而是为了更巧妙地抽水、或更隐蔽地转移风险。他对有效市场假说也下过一句同样刻薄的判词：那是金融史上“设定得最离谱、也最昂贵”的一套理论——离谱，因为它假设市场理性；昂贵，因为正是这套理论让人放下戒备，任由泡沫一次次长大。把“创新”讥为自动取款机、把有效市场讥为最贵的错误理论，是他对整个金融业自我美化的一次总清算。

膨胀的另一面，是变慢的实体

他还给金融膨胀配了一组对照数据，来支持“吸血鬼”不是纯修辞。

他算过剔除金融业之后的 GDP 增速：这条曲线一路往下滑——从约 3.5%，到约 3.2%，到约 3.1%，再到约 2.5%。金融业越膨胀，剔除金融之后的实体经济增速反而越低。他不把这说成严格的因果证明——他知道相关不等于因果；但他把这条对照摆出来，是要提出一个至少值得警惕的问题：如果金融真的在创造价值，为什么它膨胀得越大，它本该服务的实体经济，长得反而越慢？这条对照，是他“吸血鬼”判断的经验支撑——一个健康的中介不该以宿主的失血为代价膨胀。

美利坚企业合众国

从金融，他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靶子——企业的政治权力。触发点是 2010 年初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

那项判决大致认定，企业在政治献金上享有类似个人的权利，从而放开了企业政治开支的上限。他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美利坚企业合众国。他的论证是：这等于让少数高管组成的小寡头集团，替千百万真正的股东做主，去左右政治。他举了一个带着火气的例子：石油和煤炭公司可以据此决定无限量地排放二氧化碳，而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显然一个都没有孙辈”。这句话是他的招牌讽刺——一个真在乎孙辈的人，不会去为无限排放游说。本书照录这个名字和这句讽刺，因为它们是他判断的一部分；但按中立纪律，只记他这么主张、以及他为什么这么主张，不评价这项判决、也不评价他的评价。

他把企业政治权力的危害，接到了一个他更在意的东西上——虚假信息。他常拿烟草业作类比：几十年里，烟草公司花钱制造混淆，硬是把“吸烟致癌”这件早已明确的事，拖成了一场“还有争议”的假辩论；而如今，一些能源公司在气候问题上，用的是同一套手法、有时甚至是同一批“专家”。他的论点是：当企业握着几乎无上限的政治开支能力，它就有能力买下一场关于科学的假辩论，把明确的事拖成模糊的事，从而拖延任何对它不利的监管。这条从企业权力到虚假信息的链，会在第六部他谈气候与毒性时反复出现。此处它是一个预告：在他看来，企业政治权力最大的危害，不是多缴或少缴几笔税，而是它能收买“什么算真相”这件事本身。

时薪四十年没涨

第三个靶子，是不平等。而他谈不平等，不是从道义入手，是从需求入手。

他给的核心事实是：一个普通人一小时劳动的报酬，四十年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增长。与此同时，财富越来越向顶端集中。他观察到一个市场现象：卖得特别好的，是香奈儿套装、爱马仕丝巾、宝马车这类奢侈品；而普通商品的销售，疲软而不稳。他的推论是：顶端那一小撮人再有钱，人数太少，撑不起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当多数人的收入四十年不涨，总需求就疲软，增长就上不去。他把不平等，从一个公平问题，转成了一个需求问题——这是他作为一个关心增长的人，谈不平等的独特角度：不平等之所以有害，不只因为它不公，还因为它拖垮了需求、拖慢了增长。

那位著名的粉色分子

不平等这一节，他给了一个具体的处方，也给了一个带刺的历史参照。

他的处方很直接：给收入最低的那 75% 减税，给最高的那 10% 加税。参照系是艾森豪威尔时代——他半开玩笑地把这位共和党总统叫作“那位著名的粉色分子”（用一个当年扣给左派的帽子，扣在一位保守派总统头上）。他的论据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美国收入最平等的时期，也恰恰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鼎盛期；所以别以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会妨碍增长——历史证据恰恰相反。这个处方带着明确的再分配主张，也带着党派的机锋。本书照录他的主张与他给出的历史论据，不评价该不该这样减税加税，不选边。要记的是他这套论证的逻辑：他主张平等，靠的不是道义呼吁，而是“平等有利于需求、有利于增长”这个功能性的论点。

中立纪律怎么守

这一节标明为编辑判断，因为本章是全书政治立场最密集的一章，处理方式必须交代清楚。

面对“美利坚企业合众国”“吸血鬼”“粉色分子艾森豪威尔”这些鲜明的政治表达，本书守的纪律和第二十一章立下的一样：区分“可核验的判断与依据”和“政治立场本身”。金融占 GDP 从 3% 到 7.5%、时薪四十年不涨、五六十年代最平等也最增长——这些是可以去查、去核的经验主张，本书照录并交代依据。而“该不该放开企业献金”“该不该给富人加税”“哪一党更该负责”——这些是立场，本书只记录他持有这个立场、以及他给出的理由，不评判立场对错，不选边，不替他打这场仗，也不替他的对手还击。这样做，不是因为本书没有态度，而是因为本书的任务是准确呈现这个人的思想，而不是充当一场政治辩论的裁判。读者读到的，应该是格兰瑟姆到底主张了什么、凭什么主张，而不是本书觉得他对不对。

一个被数据拆过的信念：民主

企业夺权和不平等，在他那里通向一个更尖锐的判断——关于民主本身。这个判断，他是拿一份研究来立论的，所以它不只是牢骚。

2015 年那封《只给我好消息！》里，他引了一项被广泛讨论的政治学研究（吉伦斯与佩奇），大意是：普通公众的政策偏好，对一项法案最终能否通过，几乎没有影响；而经济精英与利益集团的偏好，则能显著地推动或封杀立法。他据此说，美国的政体，在运作上已经更接近一个由精英左右的系统，而不是教科书里那个“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这个判断当然刺耳，也当然有争议。本书照录他这么主张、以及他所依据的研究，但不评价这项研究的结论、也不评价他的引申——按中立纪律，这属于立场，不属于本书裁决的范围。要记的是他这套论证的一贯逻辑：他谈政治，尽量不停在情绪上，而是去找一个可以引用的经验依据，哪怕这个依据本身仍有争议。他把牢骚，尽量做成论证。

政府赤字与企业利润

他还引了一个更技术、也更中性的机制，来解释当时反常的高利润率——卡莱茨基的等式。

大意是：当政府大举举债、大举赤字支出时，企业的利润会相应上升。逻辑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当所有人同时裁员、同时缩减，每个人的营收都会下滑；而一次巨大的政府开支，恰好填上了这个缺口，把本该下滑的企业利润托住了。他用这个等式解释 2010 年前后那个让他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大量闲置产能和高失业的同时，企业利润率却处在峰值——一部分答案，是史上最大的政府赤字在托着它。这个机制是中性的、可核验的，本书照录，它也为下一部他“利润率终将回归”的判断埋了线：靠赤字托起来的高利润率，一旦赤字收缩，就该回落。

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

第五部到这里，要并置他一条更冷的宏观悲观，因为它贯穿始终、也让前面这些政治批判有了一个共同的底色。

2011 年那封被他称作“史上最短”的季度信里，他提出一个判断——“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他说，1929、1965、日本 1989 这些大泡沫，破裂后都跌到了趋势线以下、并在那里待了好些年；而格林斯潘、伯南克的时代，靠着道德风险，让市场维持了二十年的高估，2002 年没跌到趋势、2009 年只在趋势下待了三个月。他的警告是：如今资产负债表已经受伤，弹药也许快见底了，下一次崩盘，很可能是老式的——他数过，2000 年以前十个最大的泡沫，平均要 14 年才回到趋势。而几乎所有在场的投资者都没经历过这种事，那些专业人士心里装着一个“复苏很快会来”的内置预期，可这一次，复苏也许不来。他甚至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一个心胸狭隘的富豪统治，背后还站着最高法院一个心胸狭隘的多数。这句话是他公共知识分子愤怒的顶点，本书照录，只记不评。

这个“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的判断，把本章的几条线拧到了一处。金融的抽水、企业的夺权、不平等的加剧、道德风险的失控——这些在他看来不是彼此无关的毛病，它们共同的后果，是让一整代年轻投资者，面对一个既贵、又可能长期不回本、还被少数人把持的市场。他说，几乎所有在场的专业人士，心里都装着一个“跌下去很快会弹回来”的内置预期，因为过去三十年，市场每次跌都很快被救了回来；可这个预期是被道德风险惯出来的，一旦弹药耗尽、下一次崩盘变回老式的、需要十四年才回本的那种，这个内置预期就会成为陷阱——它会让人一次次以为“底就快到了”，然后一次次失望。这是他把宏观悲观落到具体人身上的一次：受伤最重的，不是他这一代见过大回撤的人，而是那些只见过“跌了就弹”、从没见过“跌了十四年才回来”的年轻人。按纪律，这依然是一条带时点的、可校验的判断，本书不据后续走势追认或否定，只记他当时这么说、以及他给的历史依据。

编辑判断：立场是公民的，方法是投资的

这一节是本章、也是第五部政治部分的落点，标明为编辑判断。

格兰瑟姆在这一章里的一切——吸血鬼、企业合众国、粉色分子、心胸狭隘的富豪统治——都属于他作为公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不属于他作为投资者的方法论。本书把这条界线画清楚，有两层意思。其一，这些立场再鲜明，也不改变本书的中立：只记主张、理由、可核验依据，不评价、不选边。其二，也是更要紧的一层——这些政治判断，不该被读成投资信号。他主张给富人加税，不等于“该做空富人的股票”；他骂金融是吸血鬼，不等于“清仓金融股”。他谈这些，用的是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的身份，不是一个给客户配资产的经理的身份。这条“公民立场与投资方法分列”的界线，在这一章还只是隐约；到了第六部，当他谈气候、谈毒性、谈生育时，它会变成一条被他本人反复声明、也必须被严格执行的纪律。

而把这一章的政治批判，和“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那条宏观悲观并置，浮现出的是这个人一以贯之的底色：他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市场悲观（估值太贵）、对政策悲观（道德风险失控）、对制度悲观（金融寄生、企业夺权、不平等拖垮需求）、对代际悲观（年轻人将迎来老式的、漫长的回撤）。这份悲观是连贯的，不是某一次行情不好时的情绪。理解了这份连贯的悲观，就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在晚年，把丈量疯狂的本领，调转去丈量文明本身的极限——那是第六部的事，也是这份悲观的终点。下一章先收束第五部，回到一个更冷静的经济判断上：那个“七个荒年”背后的低增长世界，以及他一个反直觉的、与所有悲观派划清界限的招牌论断——低增长，并不等于低回报。

本章依据

• A1｜季度信（金融吸血鬼、宇宙扑克、ATM、企业合众国）：《停止印刷！》（Stop the Presses!），2010 年 1 月（letters/jg-jgletter-all-4q09.txt，独著）。金融占 GDP 从 1965 年约 3% 升到 2007 年约 7.5%、“趴在背上的吸血鬼”、投资业是“宇宙扑克”（不生产实物、只倒腾既有价值）、“我们就是市场、一切成本都是对回报的扣减”、沃尔克“二十年唯一有用的创新是自动取款机”、有效市场假说是“设定得最离谱也最昂贵的理论”、剔除金融的 GDP 增速 3.5%→3.2%→3.1%→2.5%、“美利坚企业合众国”（Citizens United、企业献金、少数高管小寡头、石油煤炭公司决定无限排放“CEO 显然没有孙辈”），均出自此篇。
• A1｜季度信（不平等、需求疲软、税改、卡莱茨基）：《危险：儿童在玩耍》（Danger: Children at Play），2011 年 8 月（letters/jg-jgletter-pt2-dangerchildrenatplay-2q11.txt，独著）。“一小时劳动的报酬四十年没有实质增长”、只有奢侈品（香奈儿/爱马仕/宝马）畅销而普通商品疲软、“给底部 75% 减税、给顶部 10% 加税”、“回到那位著名的粉色分子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收入平等、五六十年代最平等也最增长”、卡莱茨基等式（政府赤字上升则企业利润上升），均出自此篇。
• A1｜季度信（宏观悲观的一贯：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史上最短季度信》（The Shortest Quarterly Letter Ever），2011 年 12 月（letters/jg-jgletter-shortestletterever-3q11.txt，独著）。“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1929/1965/日本 1989 泡沫破后跌破趋势并滞留数年、格林斯潘/伯南克时代维持二十年高估、下一次或是老式的、2000 年前十大泡沫平均 14 年回趋势、年轻投资者没见过 1970 式回撤、“心胸狭隘的富豪统治、背后是最高法院心胸狭隘的多数”，均出自此篇。
• A1｜essay（金融膨胀骨架、代理人变对手方的更早一手）：《夏日随笔》中“金融业脱缰”一节，2010 年 7 月（essays/jg-jeremygrantham-summeressays-2q2010.txt，独著）。金融占 GDP 从 3% 到 7.5% 的“额外负担如同抢劫或地震”、代理人向对手方的变质、1985 年被最信任的经纪商以程序化交易“宰”了一刀，出自此篇；本章以《停止印刷！》为主文本、此为骨架旁证。
• A1｜季度信本人段（民主与精英）：《只给我好消息！》（Give Me Only Good News!），2015 年 12 月（letters/jg-gmo-quarterly-letter.txt，合著信仅取本人段；Inker 段“Just How Bad Is Emerging”跳过）。引吉伦斯与佩奇的研究（公众偏好对法案通过近乎无影响、经济精英与利益集团可显著推动或封杀）、以及美国中位时薪停滞的国际对比，出自此篇本人段。
• 数字纪律：金融占 GDP 比重、剔除金融的增速序列、时薪四十年、2000 年前泡沫平均 14 年回趋势，均系其 2010–2011 年口径。带党派指向的定论（企业合众国、粉色分子、富豪统治）本书只照录、不评价。
• 编者判断（明示）：本章两处为本书判断。其一，本章一切政治表达属其公民/公共知识分子立场、非投资方法论，本书只记主张与可核验依据、不评价不选边，且不得读作投资信号（此“公民立场与投资方法分列”的界线到第六部成为被本人声明的硬纪律）。其二，把本章政治批判与“没有留给年轻人的市场”并置，见其市场、政策、制度、代际四重悲观的连贯性——这份连贯悲观是他晚年转向丈量文明极限的底色。
• 纪律说明：本章含其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企业献金、富人加税、两党归因、对最高法院的评论）。本书只记录其主张、理由与可核验依据，不评价其立场对错，不选边，既不替他辩护也不替其对手还击，不推断其主张与任何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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