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头脑

1962年，洛杉矶。一个三十八岁的执业律师开了一家证券合伙公司，名叫惠勒-芒格公司（Wheeler, Munger & Co.）。他没有辞职，在自己参与创办的律所里留着一只脚，同时手上还压着五个房地产项目。多年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自己：“我不是什么勇敢无畏、令人钦佩的冒险家。我是一只谨慎的小松鼠，攒下的坚果比我实际需要的多”（I was a cautious little squirrel saving up more nuts than I really needed），而且轻易不动用自己那堆坚果。

这只谨慎的小松鼠，就是后来那个宣称“十拿九稳时该押上净值100%甚至150%”的查理·芒格。两幅画像之间没有矛盾，但需要解释。本章处理的问题是：这颗头脑是在哪些材料上长成的——家族给了什么，奥马哈给了什么，法学院给了什么；以及在1962年到1975年那段他独立执掌资金的岁月里，这颗头脑第一次被市场碾压时，露出了什么。

法律世家的来路

芒格1924年1月1日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选择法律几乎不算选择：“我的父亲上的是哈佛法学院，我的祖父是内布拉斯加一位声望卓著的法官”（my grandfather was a distinguished judge in Nebraska）。他承认自己“只是顺着家族的老路走了下去，这不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决定”（I just went down the family path. And it wasn’t the wisest decision I ever made）。这句晚年的评语值得留意：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给的是负面评价。

祖父母教给他的东西里，他记了一辈子的不是法律，而是一则寓言。这对虔诚的长老会信徒真正想传授什么的时候，讲的是笛福（Daniel Defoe）笔下的鲁滨逊——靠清点手头之物、在孤岛上把秩序一件件建起来的人。“我至今仍在按鲁滨逊·克鲁索的方法过日子”（I’m still following Robinson Crusoe’s method of going at life），九十九岁的芒格说。

母亲那边的遗产是两件事，一正一反。正面是一条家训。外祖父英厄姆（Ingham）在芒格出生前就已去世，“他的生命和我的没有重叠过”（whose life never overlapped mine），但这位拓荒老人留给每个孙辈的话在家族里传了下来：世界一生只会给你三四次真正的机会，轮到你时别只取一小份——“确信自己对时就加杠杆”（Lever up when you’re sure you’re right）。序章已经引过这条家训的全文；这里要补的是它的证据性质：它是一个九十九岁老人转述的、来自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训诫，是家族记忆而非文献。但它显然被当真了——这条家训与他后来“女人、酒和杠杆”的告诫之间的张力，本书第十三章处理。

反面是一场破产。他母亲家族的生意是批发布匹，那曾是美国经济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固定角色；1920年代连锁店和西尔斯（Sears Roebuck）崛起，“全国每一家批发布匹行都破产了”（every wholesale dry-goods house in the country went broke）。芒格晚年反复讲这个故事，落点始终不变：“它倒掉不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批发布匹，而是因为这该死的世界变了”（It failed because the goddamn world changed）。没人怀念它们。一个孩子从家史里学到的第一课结构性知识是：勤勉与能力救不了站错位置的生意。这与他后来“实际上商业里的一切都会死”的生态学，隔着七十年互相呼应。

还有大萧条。2022年，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在对谈中引他自己的旧话——被问到几岁悟出人生的秘密时，他答过“七岁。当我意识到人人都有点疯，世界满是非理性”（everyone’s a little bonkers, and there’s so much irrationality in the world）。芒格确认无误，然后讲了那个场景：父亲的挚友，内布拉斯加大学首席数学教授之子，会拉小提琴，有机械天赋，靠九十小时的工作周从贫困里挣出来的一个近乎全才的人——有一天家里水管漏了一处，要多花点钱，“他几乎发了疯”。七岁的芒格在旁边看着，得出的结论不是同情，而是推断：“一个连天才都疯成这样的世界，我有机会”（A world where even geniuses are that nuts, I have a chance）。

奥马哈的功课

那个发疯的天才属于戴维斯家。“戴维斯夫妇就像我的第二对父母”（the Davises were like second parents to me），芒格说，他在那栋房子里进出如自家，戴维斯太太甚至有权在他淘气时抽他的腿。这家人后来在他生命里出现了两次，两次都是转折。

第一次给了他能力圈（circle of competence）的原点。老埃迪·戴维斯医生能把任何东西看成三维的，是飞钓高手，“什么都会做”；小埃迪·戴维斯是个机械天才，能把任何东西迅速拆开再完美装回去。少年芒格在这对父子身边看清了一件事：在任何需要机械才能的领域，无论他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这两个人。“于是我决定，凡是要和老戴维斯、小戴维斯在他们的强项上竞争的生意，我死也不进”（I decided to stay the hell out of businesses where I would compete with people like Eddie Davis, Jr. and Eddie Davis, Sr.）。贝基·奎克在临终专访里替他总结“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他纠正了用词：“知道自己的能力圈”（Knowing your circle of competency）。这个后来被写进无数教科书的概念，最初的形态是一个孩子对邻居父子的服气。

第二课在校园的弹珠场上。他小时候兜里揣的钱比别的男孩都多，来路是打弹珠——但有一条铁律：“除非我打得比对方好，否则我绝不来真格的赌注”（I would never play for stakes unless I could play better than the other boy）。他不肯拿自己值钱的玛瑙弹珠去冒险，对手若更灵巧，他就不下场。晚年他对此毫不讳言：我常碰到一些“笨蛋对手”，他们不会按容易的方式估算赔率，“而你在老师教排列组合的时候是认真听了的”。只在有优势的地方下注、用初等概率估算优势——这两条日后被他包装为“世俗智慧”的纪律，在十岁上下已经是操作习惯。

第三课是对权威的处理方式。他高中的拉丁语老师是弗洛伊德的信徒，课上夹带私货。芒格没有争论，而是去图书馆买下弗洛伊德全集，“费力地从头读完”，得出结论：“我意识到他是个该死的疯子”（I realized he was a goddamn lunatic）——于是决定这门课上讲的弗洛伊德一个字不学。他说自己上小学时就常在脑子里修订教科书，“因为我发现教授写错了”。这个动作的结构值得拆开：不接受二手转述，回到原始文本，自己核对，然后敢于和讲台上的权威得出相反结论。这是律师核对证据的动作，出现在他学法律之前。

支撑这个动作的是阅读。“我很早就发现，一旦学会了阅读和初等数学，我其实并不需要教授”（once I learned to read and handle elementary math, I really didn’t need professors）——从书面材料里自己弄懂一件事，比听人讲授更好，因为讲的人不是太快就是太慢，不是讲你已经懂的就是讲你不想听的。他的榜样是卡内基和富兰克林：只上过几年小学，需要什么就自己从书里学什么。“想象一下，在一天的苦役之后凑着火光给自己上课。我们的祖先过的是苦日子。”这不是怀旧，而是标定成本：自学在任何时代都可行，今天只是便宜得多。

密歇根、战争、哈佛

1941年他进密歇根大学读数学，理由诚实得惊人：“因为我不用干活就能拿A”（Because I could get an A in it without doing any work）。他后来一再声明，自己和巴菲特做生意从没用过高等数学：“我这辈子没在任何实际工作里用过一次微积分”（I never used Calculus for any practical work in my whole damn life）——真正吃重的是代数、几何和排列组合。珍珠港事变那年他十七岁，判断生物学和地质学都打不了仗，“显然得从物理学开始”，转修物理；随后应征入伍，被军方送到加州理工受气象学训练。战争替这个青年做了一次跨学科通识教育的粗糙版本。

战后他进哈佛法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生唯一让他“敬畏”的老师——合同法教授朗·富勒（Lon Fuller）。“我被朗·富勒彻底震住了”（I was just awestruck by Lon Fuller），他说，此前此后再没有任何老师让他有过这种感觉，包括那些做出过杰出成果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合同法是他心中“每所法学院最好的科目”，理由是它“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新学说整合得如此漂亮”。富勒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他差点让我去当了法学教授”（He almost made me a law professor）。

需要指出，“法学院给了芒格什么”这个问题，他本人从未系统回答过，以下是编辑的归纳，各有出处可依。其一，他自己点名的接口：合同法就是把激励写成条款的学问，这为他后来“给我看激励，我给你看结果”的思维提供了第一套形式化工具。其二，对抗式思维：法庭要求你能替对方立论，这在他那里日后凝结成2007年那条著名戒律——不能把反方论证讲得比对方更好，就没资格持有观点。其三，受托人标准：法律对 fiduciary（受托人）课以最重的义务，而“受托人基因”恰是他晚年评价他人时最高的赞语。律师的头脑不是指懂法条，而是指这三样东西：按条款思考激励，替反方立论，把别人的钱看得比自己的重。

十三年，三十万美元

1949年前后，芒格在洛杉矶开始执业。生活先于事业压了上来：“我几乎立刻就有了一支孩子组成的军队。我把自己逼进了相当窄的角落”（I had an army of children almost immediately. I painted myself into quite a corner）。这里有必要交代本书通篇少数几处涉及私生活的事实之一：他的第一段婚姻在1950年代初结束，随后他与南希（Nancy）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五十二年。

律师职业的经济学，他算得清清楚楚。头十三年执业收入合计约30万美元——这是他2019年的说法；2017年在密歇根他说的是35万。两个数字都出自他本人之口，本书如实并存。可核验的是结构：十三年结束时，他手里有一栋房子、两辆车，和超过3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积蓄比税前收入的一半还多，相当于十年的生活费。他把这归于天生的禀赋，也就是巴菲特所说的“金钱头脑”（money mind）：“人要么有，要么没有；没有的话，你造不出来”（people have it or they don’t, and if they don’t have it, you can’t create it）。储蓄对他“像呼吸一样自然”，因为他懂复利：存下10美元时，他看到的是未来的100美元或1000美元。

动机同样被他讲得很干净。不是排场，不是安逸：“我想要自己的钱，不是因为我爱享受或者爱面子。我要的是独立”（I wanted my own money not because I loved ease or social prestige. I wanted the independence）。他讨厌给人开账单，讨厌“向更有钱的人要钱”，觉得这有失尊严。而律师转身做资本家，在他眼里本有先例可循：芝加哥的普利兹克（Pritzker）家族本是律所，老普利兹克想明白了“我的客户在做的事，没有一件我做不得更好”（There’s nothing my clients are doing that I can’t do better），于是留着所名、辞掉客户，自己去做客户的生意；纽约的宾（Bing）家也走了同一条路。芒格晚年说，就算没遇到巴菲特，他大概也会照此办理。

遇到巴菲特是1959年。那年他父亲去世，他回奥马哈料理后事，戴维斯家安排了那场著名的晚宴。按巴菲特的叙述（此处是巴菲特的声音）：两年前戴维斯医生夫妇听他讲完投资方法，当场决定交给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10万美元，理由是“你让我想起查理·芒格”（you remind me of Charlie Munger）；此后撮合两人成了这家人的心愿。晚宴开始五分钟，芒格已经笑倒在地上笑自己讲的笑话——“跟我一模一样”，巴菲特想，“这样的人我再找不到第二个”。芒格对这场晚宴的注脚朴素得多：“戴维斯家的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anything the Davises asked me to do, I was gonna do）。给他能力圈第一课的那户人家，把他递给了他的终身合伙人。

惠勒-芒格公司

1962年，惠勒-芒格公司开业。芒格一边做合伙基金，一边做房地产，“没过几年，我就有了三四百万美元”（in a very few years, I had $3m - $4m dollars）。他后来在每日期刊年会上顺带承认过路径：“回到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用过一些杠杆”（if you go back early in my career, I used some leverage）。1961年他结识了同样又穷又年轻的瑞克·格林，两人此后并肩买卖了几十年。关于这家合伙企业的结构，出席者笔记记录他说过：法律意义上它不是对冲基金，他有做空的权限，但极少使用。

那个年代他打的是什么牌？一个他自己举过的样本是巴拉德石油（Ballard Petroleum）：他个人以每股17美元买入这家独立炼油商，存货加储量，价格低于账面值，“是笔不可思议的便宜买卖，但它仍是一门平平常常的大宗商品生意”（It was just an incredible bargain, but it was still an ordinary commodity-type business）。涨了三倍，他卖了；“从那以后它又翻了一倍”（When it tripled, I sold it. It’s doubled since then）。这是标准的格雷厄姆式烟蒂：折价买入，回归卖出，不问生意品质。他到晚年也没有否定这种打法——只是补了一句，一生靠它赚过一两次大钱，“仅此而已”。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案例是一次失败。1966年，巴菲特、芒格和戈茨曼（Sandy Gottesman）合组多元零售公司（Diversified Retailing），巴菲特的合伙基金占80%，芒格与戈茨曼各占10%，投入600万美元——以上股权与金额出自巴菲特2021年的叙述——买下巴尔的摩的百货连锁霍克希尔德-科恩（Hochschild-Kohn）。芒格自己的版本更不留情面：“我们买了巴尔的摩一家小得可怜的百货连锁。大错。竞争太残酷了”（this little pissant department store chain in Baltimore. Big mistake. Too competitive）。认错的速度是这个案例的全部要点：“成交文件上的墨迹刚干，我们就意识到犯了大错”（As the ink dried… we realized we had made a big mistake）。他们决定立刻掉头，“宁可挨打、显得愚蠢，也不要破产”（take the hits to look foolish rather than go broke）。

掉头之后发生的事，是芒格讲过的最好的复利故事之一。买价的一半是无契约限制的债务融资，脱手百货后现金全数回笼；恰逢一场衰退把股价砸到不可思议的位置，“我们就买、买、买、买”，把所有钱投进了自家股票和蓝筹印花（Blue Chip Stamps）的股票，“然后坐着不动，翻了三倍”（we tripled it just sitting on our ass）。他2019年的总结只有一句：“我们的愚蠢让我们变富了”（our stupidity made us rich）。同一条线索上还有一笔更惊人的账，他在Acquired晚宴上随口报出：蓝筹印花用大约2000万美元买了一家“小得可怜的储贷公司”，退出时“从这2000万的投资里取出了超过20亿美元的有价证券”，成了内布拉斯加保险业务的基石资本——那家储贷公司叫西科金融（Wesco Financial），是本书第二、四章的主角。“我们有过一些美妙的早年”（We had some wonderful early years），他说，“那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把机制说清楚：霍克希尔德-科恩一案里，当时可知的信息是百货业的竞争结构——买入几个月内就能看清；不可知的是衰退何时来、自家股票何时打折。他们做对的不是预测，而是两件更朴素的事：发现错误后按机会成本行事，不为面子守仓；以及在别人恐慌时，手里恰好有刚认错收回来的现金。错误本身没有变成财富，快速处置错误才变成了财富。

1973-1974：从峰值跌去一半

然后市场给这颗头脑上了它此生最重的一课。2017年每日期刊年会上，一位股东当面提问：1973年您和惠勒先生的公司亏了超过30%，1974年又是如此，两年过半——发生了什么？芒格先让对方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我的耳朵不如从前了”），然后回答得异常干脆：“这很简单。这是个好教训。”他的版本是：合伙基金的净值一年跌了50%，市场同期跌了40%左右，“那是一场三十年一遇的衰退”（It was a once-in-30-year recession），垄断地位的报纸卖到三四倍市盈率。“在最低点上，我从峰值算起跌了50%。你说得没错”（At the bottom tick, I was down from the peak, 50 percent）。

这里必须交代数字的边界。本书不引用任何外部核算的惠勒-芒格业绩序列；本节全部数字出自芒格本人的口述追忆——提问者口中“连续两年30%+”与他自己“峰谷50%”两种表述并存，相隔四十多年的追述难免有毛边，本书照原样记录，不代为修齐。

真正的痛处不在自己的钱。他在密歇根说过，自己那份“我不难受，我知道一切终会好起来”——他买的东西清算价值高于市价，时间站在他一边。难受的是另一头：有限合伙人里有人是真的需要这笔钱的，看着他们的账户腰斩，“我的受托人基因让我疼痛”（My fiduciary gene was giving me pain）。出席者笔记记录了他2006年更重的说法：想到那些信任他的合伙人士气崩塌，“让我尝到了炼狱般的折磨”（it made me suffer the tortures of hell）。净值最终收复了失地，但他做了那个决定：关掉合伙企业，把钱还给所有人。他引外祖父的粗话给这个决定定调——当年有人问老人家外孙女离婚他作何感想，答曰“就像给我的痈开了刀”（I feel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they lanced my carbuncle）。“我也有个痈。我把它割了。”此后他只用自己的钱操作，“不收管理费，不提成，不拿薪水”（no fees, no overrides, no salaries）——晚年他把这层意思说到了底：“发财的意义就在于不必再需要别人”（The point of getting rich is so you don’t have to need other people）。

对这段经历，他晚年有两句盖棺的话，性质不同，须分开记录。一句是事实主张，出自2019年，未经审计、以他本人口述为据：“年轻时信任过我的每一个人都富了——只要他们没有中途下车”（Everybody who trusted me when I was young is rich, if they stayed the course）。另一句是纪律，出自2017年：这样的腰斩后来在他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上又发生过三次，“我把它当作男子汉气概的一部分”——“要这样安排你的人生，让你能带着从容与体面承受50%的下跌”（handle a 50 percent decline with aplomb and grace）。不要试图回避它，它一定会来；“事实上，如果它没来，说明你不够进取”。

特迪

在律师岁月和合伙岁月之间，还压着一件事，本书按它在他口中出现的方式记录，不作渲染。

1950年代中期，芒格的长子特迪（Teddy）罹患白血病。“那年头，儿童白血病的死亡率是100%”（the fatality with childhood leukemia was 100%）。病程开始时，芒格对儿子说了谎，说他不会死。“这要了我的命，但我还是对他撒了谎”（It just killed me, but I just lied to him）。1955年，孩子去世。“他九岁”（He was 9 years old）。说这段话时芒格九十五岁，《华尔街日报》的记录里前后有三次长时间的停顿。“我第一个孩子死的时候，我一直在哭”（I cried all the time when my first child died），他在临终专访里说，“但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命运。”

这场丧失在他的体系里留下了两道痕迹。一道是他后来称为“坚忍前行体系”（soldier on system）的东西的源头：苦难必来，哭可以，退场不行——“你尽可以哭，但你不能放弃”（You can cry all right, but you can’t quit）。另一道更冷，也更像他：对那个谎言，他终生保持着完全的清醒。他激赏一句据说出自老演员塞德里克·哈德威克（Sir Cedric Hardwicke，出处未经证实，《华尔街日报》编辑注已作说明）的话——“装久了，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相信什么了”——并以此警惕一切自我洗脑；而他给自己立的例外条款是，撒谎可以，但必须知道自己在撒谎：“这是一个我要说的谎，因为我不得不说”（Here’s a lie I’m going to tell, because I have to）。至于这场丧失的另一半——六十八年后他看着白血病治愈率升到90%以上，把它列为自己热爱文明的理由——那是本书最后一章的内容。

一份1975年的清单

以下是编辑的归纳。1975年合伙企业清盘时，这个五十一岁的前律师手里已经有了一套可以辨认的操作系统：选择战场（戴维斯家的功课——不进需要跟天才拼强项的生意）；只赌优势（弹珠场的铁律，加上排列组合）；文本自查（弗洛伊德事件——权威的话回到原文核对）；快速认错（霍克希尔德-科恩——墨迹未干就掉头，宁可难看不可破产）；承受回撤的神经与不能承受回撤的良心（1973-74——自己的钱扛得住50%，别人的钱扛不住，所以退还）；以及把独立本身当作财富的目的。

清单上同样清楚的是还缺什么。此时的他，赚过的大钱多数还是格雷厄姆式的：折价买平庸资产，回归即卖。喜诗糖果（See’s Candies）已经在1972年被蓝筹印花买下，但“为质量付溢价”还没有被他变成书面的信条，“便宜的起点会被平庸的生意淹没”那封信要到1987年才写出来。换句话说，1975年的芒格已经知道怎么不输，还没有把“怎么赢”讲清楚。下一章去看他独立执笔的第一批文本：蓝筹印花年报里，一个律师出身的董事长如何管理一门注定萎缩的生意——并在管理它的过程中，把资本从坏生意搬向好生意。

本章依据

• 《芒格：机智与智慧的一生》（Charlie Munger: A Life of Wit and Wisdom，CNBC纪录片完整文稿，2023-11-14专访、11-30播出，A2）——求学与家世、戴维斯父子、弹珠、弗洛伊德、鲁滨逊与馅饼柜台家训、特迪与“扛过去”
• 《查理·芒格，不插电》（Charlie Munger, Unplugged，《华尔街日报》，2019-04-23谈话、05-03刊发，A2）——批发布匹家史、十三年律师收入（30万美元说）、money mind、霍克希尔德-科恩、对特迪撒谎的自述、“信任我的人都富了”
• 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对谈（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ie Munger，Michigan Ross，2017-12-20，A2）——选择法律的理由、“谨慎的小松鼠”、惠勒-芒格公司与三四百万美元、35万美元说、受托人基因与“割痈”、1959年结识巴菲特
• 加州理工对谈（Charlie Munger at Caltech，2020-12，A2；整理者注明问题为概括、芒格原话尽量忠实转写）——法官祖父、“家族老路，不是最明智的决定”
• 辛格尔顿奖对谈（Singleton Prize，与Todd Combs对谈，2022-04-19，A2）——七岁与发疯的天才、普利兹克与宾的律师转身、巴拉德石油
• 每日期刊公司2017年度股东会问答（DJCO Annual Meeting，2017-02-15，A2）——1973-74回撤问答、“三次腰斩”、“从容与体面”
• 每日期刊公司2023年度股东会问答（DJCO Annual Meeting，2023-02-15，A2）——“早年用过一些杠杆”、瑞克·格林（1961年相识）
• 《巴菲特与芒格：智慧的财富》（Buffett & Munger: A Wealth of Wisdom，CNBC特辑，2021-06-29，A2）——戴维斯晚宴（巴菲特叙述，已在正文标明声音）、多元零售公司股权与600万美元（巴菲特叙述）、“墨迹刚干”
• Acquired播客芒格专访（2023-10-30，A2）——“小得可怜的百货连锁”、“宁可显得愚蠢”、“坐着不动翻三倍”、储贷公司2000万到20亿、“美妙的早年”、“发财的意义”
• 西科金融2006年度股东会出席者笔记（Wesco Financial Annual Meeting，Whitney Tilson笔记，2006，B1）——“炼狱般的折磨”（正文已注明出席者笔记记录）
• 西科金融2004年度股东会出席者笔记（Whitney Tilson笔记，2004，B1）——合伙企业结构（非对冲基金、极少做空；正文已注明出席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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