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批判者：寓言与立法

2023 年 2 月 1 日，《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登出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为什么美国该禁加密货币》（Why America Should Ban Crypto）。作者九十九岁，署名下方的身份栏写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副董事长。文章只有八百来个英文词，核心是一个定义：加密货币不是货币，不是商品，也不是证券，“它是一份庄家优势接近 100% 的赌博合约”（It’s a gambling contract with a nearly 100% edge for the house）。给出定义之后，他向国会提出一项立法请求——联邦立法，直接禁止。九个多月后他去世，这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

把日历往回翻三十九年。1984 年 1 月 26 日，六十岁的芒格写完一份 1,500 词的报纸评论草稿，文末用打字机标着字数：1,514。草稿的主张是修改所得税法，对持有不满五年的股票收益课以重税，把短线投机从美国股市里挤出去。同年 5 月 23 日，他到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请求立法限制敌意收购。从 1984 年的重税，到 2010 年寓言里的“全面禁止衍生品交易”，再到 2023 年的联邦禁令，同一个人用同一个诊断向立法者请愿了三十九年，工具一级比一级重，而成绩单始终是零：他的任何一项方案都没有按他的设计成为法律。一个靠市场发财的人，为什么用大半生请求关掉市场的一部分？一条从未成功的轨迹，为什么仍是理解他的关键？本章按时间走完这条线，并在中途停下来，细读他为此发明的一种特殊文体——寓言。

1984：一场思想实验和一份证词

先看处境。1984 年的美国股市正处在敌意收购与套利的狂热里：袭击者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制造收购威胁，公司或者被“白衣骑士”高价买走，或者掏钱溢价回购袭击者手里的筹码——后一种交易有个专名，绿票讹诈（greenmail）。与此同时，国会刚给股指期货交易定下了优惠税率，单日一亿股的成交量成为常态。华尔街正在庆祝，芒格坐下来写了那份草稿。

草稿的第一段就把问题定性为声誉问题：短线炒股已经泛滥到“给资本主义抹黑”（tends to give a bad name to capitalism）的程度，威胁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的丰饶。他给流动性充沛的股市下了一个双面判词：它有杰基尔与海德式的双重人格，既是必要经济事务的有序交易场所，也是一座“近乎理想的赌场”（a near-ideal gambling casino）。然后他引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回望 1929 年的那句话：“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形成变成赌场活动的副产品，事情多半会办糟。”（When the capit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becomes a by-product of the activities of a casino, the job is likely to be ill-done.）这句话此后会在他的文章里反复出现——1984 年两篇、2011 年寓言，都拿它当试金石。

接下来是这份草稿最芒格式的部分。该拿这座赌场怎么办？他没有布道，而是搬出爱因斯坦钟爱的“思想实验”：假设税法修改为，凡持有不满五年的上市股票收益，一律按 70% 课税，亏损不得抵扣，养老基金和慈善基金也不豁免——国家会变好还是变坏？他自己推演结果：期权交易会剧减，股市流动性下降，但仍好过农场和厂房的流动性，“足够用了”；新股定价会被迫面向打算长期持有的严肃买家；企业经理不再被短期股价牵着走。他连代价也不回避：一部分正当的活动会被误伤，“这就像癌症外科医生的难题——下刀时明知会毁掉一点好组织，但刀还是要下”。

草稿里有两组判断值得单独记录。一组是人的分类：太多轻松的钱正被“分饼的人而不是造饼的人”（pie-divider types as distinguished from pie-producer types）赚走；一个好牙医对普遍幸福的贡献，超过成千上万名投资顾问，因为这些顾问的客户在互相竞争中合计变得更穷。另一组是声誉的类比：这批靠倒手纸片致富的“新资本家”，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名声做路易十六宫廷为君主制名声做过的事。文章结尾落在税法的道德内容上：让持有十分钟的股指期货收益，享受比种地、教书、守夜更低的税率，是把奖惩恰好装反了。

四个月后的国会证词，是同一套论证的正式版。他先自报家门：“在政治上，我是一名右翼共和党人，带着支持不受监管市场的强烈总体偏见。”（Politically, I am a right-wing Republican, with a strong general prejudice in favor of unregulated markets.）这句开场白不是客套，是论证策略：一个天然反对管制的人来请求管制，请求本身就成了证据。他声明自己没有商业利益要保护——他所属的公司从不做敌意收购，多数股权集中，也不会被收购；如果他的建议有任何效果，“只会损害我的经济利益”。然后他给绿票讹诈者定性：一再轻松获利、平均而言没有任何净社会贡献、甚至不担多少风险，这种赚钱方式“就像钓鳟鱼的人用炸药或流刺网，而不是用飞蝇竿”（the trout fisherman who uses dynamite or gill nets, instead of a fly-rod）。

具体方案有三层：支持律师马丁·利普顿（Martin Lipton）的提议——任何人未经要约收购程序不得购入一家上市公司 10% 以上的投票权；但他嫌 10% 不够，主张修订《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16 条，让持股超过 5% 者五年内卖出的利润一律不得保留；对敌意要约收购则几乎一律禁止，只留全现金、全部股份、资金落实的例外。支撑这套方案的，又是一个反直觉命题：让敌意收购更难而不是更容易，经理层反而会更照顾股东的长期利益——因为证据（金色降落伞合同、焦土防御）清楚表明，“被威胁的经理人行为更糟”（threatened managers behave worse）。他把公司经理类比为上诉法院法官：正如终身职保障平均而言改善了法官，免于突袭罢免的安全感平均而言也会改善经理。而立法的边界他同样用外科比喻画出：如果切除一个轻微影响平衡的小肿瘤必须以严重损害认知为代价，脑外科医生会明智地收住手术刀——纠正弊端的立法若有更糟的副作用，就该按兵不动。

证词的结尾有两句话值得全文记住。一句是自供：“我很了解这个题目，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同道中的罪人，在此赎罪。”（being to some extent a fellow sinner, here in atonement.）另一句是给国会的方法论叮嘱：不要“在豹子出笼的时候忙着拍苍蝇”（swatting flies when the leopards are loose）——别让细节的复杂性遮住大问题。国会两样都没听。利普顿式的联邦持股上限没有立法，70% 的重税思想实验停留在草稿里。这是三十九年轨迹的第一站：说了，没用。

中间站：把批判写进年报

1980 年代末到 2000 年代，这条轨迹的主战场从报纸和国会转到了西科金融（Wesco Financial）的年报里。储贷危机那一组文本——1988 年信的十三点解剖、1989 年把行业协会比作致癌物的退会信、1990 年信里自拟的十条银行改革立法方案——本书第五章已经详述，此处只取与本章有关的一个侧面：那套十条方案暴露了芒格立法思维的核心构造。方案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条，是把存款保险人与银行监管者合并为同一个联邦机构——他明说这样系统才在“弗兰克尔的意义上”更负责任。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是他推崇的哲学家，其责任哲学后来被芒格在 2010 年一场演讲里完整复述：“一个系统的负责程度，与做决策的人承担决策后果的程度成正比。”（the system is responsibl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that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decisions bear the consequences.，据完整转录）放贷的人若能立刻把贷款转卖出去、好坏都不再与己相关，这个系统在弗兰克尔的标准下就是不道德的——“就像卖一辆你明知刹车坏了的汽车”。芒格几乎所有的制度方案，都可以还原成这一条判据的应用。

还有两个细节。十条方案里给保守会计配了一根胡萝卜——递延确认的收入可以递延纳税，因为“想用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的办法控制重要行为，是新手的错误”；而整套方案的方向，他用炮兵校射作比：政府这些年的改革一发比一发打得更远，早该像炮兵那样，故意往近处打一发，逐步夹叉命中。写完这一切，他自嘲这套改革冲动是“一种不太可能重复的偏差”，然后把立法建议“让渡给以此为业的人”。2002 年安然崩溃后，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把批判推进到会计本身：会计规则应当强制悲观，因为“乐观的会计是一种公害”（optimistic accounting is a public menace）；2009 年危机最深处，他又在同一张报纸上主张现在就承受更多痛苦——增税、改革、把对冲基金经理的附带收益当成像开出租车一样实实在在挣来的收入课税。批判的对象从交易税扩展到会计与货币，论证的构造没有变：找到激励错位的那个点，用立法把后果重新接回决策者身上。

这些中间站有一个共同结局：媒体引用，同行称赞，立法机关无动于衷。到 2008 年危机兑现了他二十年的警告之后（那条预言链见第十九章），芒格做了一个文体上的决定——既然论证说服不了立法者，那就把论证写成故事。

Basicland：把国家写成病人

2010 年，《石板》（Slate）杂志刊出一篇题为《基本上，玩完了》（Basically, It’s Over）的短文，副题是“一则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走向财务毁灭的寓言”。这是芒格亲笔的 A1 级文本，也是他晚年制度批判的代表作。

寓言的设定经过精确计算。1700 年代初，欧洲人在太平洋发现一座无人大岛，除了煤、油、天然气，物产丰饶，取名“基本之地”（Basicland）。移民装上了类似早期美国的制度：产权受尊重，贸易无壁垒，银行体系简单，“向不称职者或日常消费放贷”被强烈抑制；证券投机始终被法律压制，除了在负责任的交易所清算的普通商品合约之外，没有期权，没有衍生品。建国头 150 年，政府开支不超过 GDP 的 7%；后来涨到 35%，但始终收支平衡；人均 GDP 以每年 3% 的实际速度增长，直到全球第一。进出口各占 GDP 的 25%，大体平衡——只有一处隐患，进口的六成是绝对必需的煤和油。

然后是病变。富裕带来闲暇，公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耗在赌场里，而赌场的主要收入来自对证券价格下注——用的正是 1920 年代美国的“对赌行”（bucket shop）系统，如今这类赌注改叫“金融衍生品”。赌场的赢利最终达到 GDP 的 25%，全国 22% 的雇员薪酬流向赌场从业者，其中很多人是本该去造东西的工程师；全体公民平均每天在赌场耗掉五小时——这个平均数把新生儿和昏迷的老人都算了进去。外国储蓄者觉得这景象可耻，纷纷回避这个国家的货币和债券。接着双重冲击到来：油价新高，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涌入，出口从 GDP 的 25% 掉到 10%，能源进口从 15% 涨到 30%——这个国家突然需要每年拿出 GDP 的 30%，以外币支付给债权人。

束手无策的政客们去请教一位老人。老人的名字是芒格造过的最直白的合成词：本富兰克林·李光耀·沃尔克（Benfranklin Leekwanyou Vokker）——本杰明·富兰克林、李光耀、保罗·沃尔克，三位偶像拼成一个人，人称“好父亲”（Good Father）。寓言特意注明：这样的请教很罕见，因为好父亲从不捐政治献金，政客平时根本不理他。好父亲开出的药方有两条：修改法律，强烈抑制赌博，“其中包括全面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并引导前赌场雇员和赌客去生产外国人愿意买的东西；其次，既然改革必然痛苦，就请公民愉快地接受命运——“毕竟，一个被诊断出肺癌的人，愿意戒烟并接受手术，因为这多半能延长他的生命”。

寓言的后半部分，是芒格给“我的方案为什么永远通不过”写下的病理报告。反对者依次登场：著名经济学家们坚信自由市场的任何结果——哪怕赌博疯长——都是建设性的，他们之所以能无视最懂过度投机的凯恩斯，是因为证券长期与体面财富联系在一起，而衍生品看起来和证券那么相似；投资银行家想要的改变与好父亲的恰好相反，因为外国同行靠对赌行系统报出了不体面的高利润，还用“理性的风险管理体系已经就位、监管者完美无缺”之类的巧言把事实遮住；而最有效的政治阻力来自赌场本身——每一个立法选区都至少有一家赌场，赌场们怨恨被比作癌症，自认属于一个“提供无害乐趣、还能提高顾客思维能力”的老牌行业。结局只有一行：政客们又一次无视了好父亲，几场经济烂摊子之后，国家信用扫地，换了政府，也换了外号——“悲伤之地”（Sorrowland）。

要看懂这篇寓言在轨迹上的位置，可以对照 1984 年。那年的证词假定国会是一个可以被说服的理性读者，所以通篇是论证；2010 年的寓言里，立法者被写成结构上不可说服的角色——不是因为蠢，而是因为每个选区都有一家赌场。从“提出建议”到“解释建议为什么注定被无视”，这是批判的升级，也是一种认输的方式：他把政治经济学的悲观结论写进了文体本身。

Boneheadia：把机器拆开给你看

一年后，芒格在《石板》发表续篇，标题直译是《旺特莫尔、特威克莫尔、托特斯卡姆与笨头国的悲剧》（Wantmore, Tweakmore, Totalscum, and the Tragedy of Boneheadia），副题“一则关于大衰退的滑稽剧”。如果说 Basicland 写的是国家病程，这一篇写的是病原体的分子结构：次贷、证券化、盯模型会计、监管失职，每个零件配一个人物，人名就是诊断书——想要更多（Wantmore，房贷放贷人）、再改一点（Tweakmore，投行家）、彻头彻尾的败类（Totalscum，次贷公司 CEO）、算错账（Countwrong，会计准则制定者）、浑然不觉（Oblivious，监管者）。

寓言的核心洞见放在投行家特威克莫尔的发家史里。大学时代他参观沙漠里的赌场，看着现金源源涌进四面黄沙包围的收银笼，而这门生意不占用一分钱存货、应收款或制造设备，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前提是连酒店、餐厅、停车场的资本开支也一并去掉。怎么去掉？答案是给投资银行加上功能上等同于赌场赌博的业务，让银行坐庄，享受传统的“庄家优势”（house advantage），再给这些活动披上体面的名目。等他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投行家时，笨头国的规则已经被他游说成型：任何赌注只要叫“衍生品”就可以随意发明和交易；杠杆没有上限；“盯模型”（mark-to-model）记账让每家投行想报多少利润就报多少。于是几乎每家投行都报出持续增长的利润，资产规模达到不断膨胀的账面净值的 30 倍。

然后是次贷流水线。特威克莫尔先说服保守的放贷人旺特莫尔把贷款卖给他做证券化——每笔信托切成五层，四层做成可自由交易的 CDO 卖出去，买家包括高杠杆投机者和“北极圈附近的斯堪的纳维亚小城”。旺特莫尔起初觉得这像肉贩的把戏：“惯常买进 1,000 磅牛肩肉，切一切，把 950 磅当菲力牛排卖掉，剩下的当狗粮卖”。但报价让他的疑虑融化了——收入翻倍。第二步是产品降级：“随你付”（pay-what-you-wish）次级房贷，利率 7.5% 起，零首付，不查信用，头三年只需象征性还款，未付利息滚入本金。而这套疯狂设计为什么让已经巨富的特威克莫尔自己也深信不疑？芒格替他写了一份八点推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直接引自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桩未被发现的巨额贪污会有力地刺激消费，因为侵占者变富了，而受害者还没感觉到变穷——特威克莫尔创造的，是“打了类固醇的、长期未披露的贪污”（embezzlement on steroids）的功能等价物，而且比普通贪污更妙：连受害者也以为自己在变富，跟着一起多花钱。宏观繁荣因此成了骗局的保护色。

会计这一环，芒格给了整个寓言里最冷的一笔。会计师们不是不明白，而是“不被允许明白”：他们必须执行准则头目 Countwrong 制定的死板“规则导向”（rules-based）标准——所有新贷款的损失准备金，必须按旺特莫尔遇见特威克莫尔之前的零损失历史记录计提。Countwrong 不是坏人，这正是要害：他一生因这些信念受到奖赏，“至今仍以自己的结论为荣”，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认知是反社会的。繁荣只持续了三年，崩盘到来，政府印钞救市，失业翻倍。事后盘点，寓言里只有一个人真诚认错——监管者 Oblivious，早年被古典经济学灌得太满的那位（读者不难认出格林斯潘）；而北边的邻国 Canadia 因为法律简单，“没有大衰退”。退休老财长 Follyseer 主张把特威克莫尔对投行业的全部“贡献”取缔——寓言的立法主张借他之口说出。文末又是凯恩斯那句赌场判词，第四次出现。

这篇寓言最诚实的部分在正文之外。芒格加了一段后记，声明这不是对大衰退真实成因的公允描述：“某些角色和行业——比如特威克莫尔和投资银行业——作为罪恶与灾祸的贡献者被严重夸大了，而其他贡献者根本没有讨论。”目的只有一个：把人物和情节推到极端，让论点被记住。这段自我拆台值得停一秒。寓言这种文体的方法论成本，恰恰是它可以被对手以“漫画而非论证”为由整体驳回——芒格没有等对手指出来，自己先把代价标了价。一个八十七岁的作者在讽刺文末尾附上“本文靶子经过夸大”的诚实声明，这既是律师的职业习惯，也是他反复讲的那条纪律：说话的人必须能替反方陈述。

2023：终点，与一句临终反讽

回到本章开头那篇檄文。2023 年的加密货币市场，在他笔下与 1984 年的股市、2010 年的对赌行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庄家优势更纯粹：私人公司发行数千种新币，无需任何政府批准的信息披露；推广者近乎零成本拿到大额币，公众在高价接盘时“并不充分理解对推广者有利的预先稀释”。他引马克·吐温（Mark Twain）——“矿就是地上一个洞，上面站着一个骗子”——这句话他 2000 年为微软辩护时用过一次，二十三年后原样再用。诊断照旧，方案升级：加密货币落在监管缝隙里，不归证券法管，也不归商品法管，只剩各州“竞相宽松”的赌博法——所以需要一部新的联邦法律，直接禁止。

支撑禁令的是两个先例，选得都够刺人。第一个：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已经禁掉了加密货币，因为它明智地断定其害大于利。第二个：1700 年代初，南海泡沫破灭后，英国议会干脆禁止了所有新普通股的公开交易，禁令维持了约一百年——而正是在这一百年里，英国对文明进程做出了遥遥领先的国家级贡献，引领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顺带还孕育了一个前途无量的小国，叫美国”。禁止投机不但没有扼杀自由企业，反而与文明的最好一百年同框——这是 1984 年“重税会让自由企业更强”的思想实验，被推到了历史尺度。文章最后一句是这位九十九岁作者留给美国国会的反讽：禁令生效之后，还有一件事值得做——“感谢那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不寻常的常识（uncommon sense）树立了光辉榜样”。

至此可以把三十九年的阶梯摆齐：1984 年，对五年内的股票收益课 70% 重税；2010 年，借好父亲之口全面禁止衍生品交易；2023 年，联邦立法禁止加密货币。诊断从未变过——凯恩斯的赌场判词从 1984 年的草稿一路引用到 2011 年的寓言；变的只是工具的重量。为什么一级比一级重？合理的解释是比例感：每一级主张都没有被采纳，而事态每一级都更糟——从绿票讹诈到全球金融危机再到 FTX，他的回应不是把主张温和化以换取通过的机会，而是把主张推到与事态相称的位置。至于加密货币这场战争的完整叙事——从 2018 年的“痴呆”到 2022 年的“愚蠢加邪恶加丢脸”——放在第三十章；本章只取它的立法维度：那是这条轨迹的终点站。

复盘：一个失败立法者的成绩单

以下是事后核账，编辑判断明示。

先记失败。作为预言家，芒格的命中率有目共睹：储贷崩溃、会计溃烂、衍生品爆炸，他都提前多年点了名（第五章、第十九章）。作为立法者，他的命中率是零。国会没有对短线收益课 70% 的税，没有禁止衍生品交易——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案》推进了中央清算和部分自营交易限制，方向与他相合，力度与他的主张相去甚远——更没有禁止加密货币。他自己对此毫无幻觉：为什么失败，他在 1990 年就自嘲过（“不太可能重复的偏差”），在 2010 年干脆写进了寓言的结构里——好父亲不捐政治献金，每个选区都有一家赌场。一个把失败原因分析得如此透彻的人仍然坚持请愿了三十九年，这件事本身需要解释。最省力的解释是他自己 1984 年那句自供：同道中的罪人，在此赎罪。他毕生的财富大部分来自这个他要求管制的市场；批判是他给自己安排的对价。

再记两处必须如实入账的紧张。其一，批判赌场的人自己坐过庄。伯克希尔在 2004 至 2008 年间卖出过长期股指看跌期权——这笔账连同芒格的辩护，第十九章已经算过；一个主张衍生品交易总量该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在条款对自己有利时选择了参与。其二，右翼共和党人请求管制，这个自相矛盾的姿态其实是他立场的内核而不是裂缝：从 1984 年到 2023 年，他每一篇檄文保护的对象都不是投资者的钱包，而是资本主义的名声——路易十六的比喻、“给资本主义抹黑”的措辞、对“分饼者”挤占“造饼者”声誉的担忧，一以贯之。他不是要用国家驯服市场，而是要用立法替市场切掉让它配不上自己名声的部分。癌症外科医生的比喻用了三十九年，指的始终是这一刀。

最后记下这条轨迹里可迁移的东西。芒格的具体法案一条也没变成法律，但他为“投机与资本形成”这道古老难题留下了三件可操作的工具。第一件是凯恩斯试金石：看一项金融活动时先问，资本形成是主业，还是赌场活动的副产品。第二件是弗兰克尔判据：看一个系统是否负责任，就看做决策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决策的后果——放贷者是否持有贷款，会计是否强制悲观，保险是否要求可保利益。第三件是庄家优势检验，也就是 2023 年那个定义的一般化：面对任何一份合约，先算庄家优势是多少——优势接近 100% 的合约，无论叫什么名字，都是赌博合约。立法者从未采用这三件工具，但投资者不需要等国会：它们本来就是分类器，用来决定一件东西属于投资、投机，还是根本不该碰。这大概是这位失败的立法者留给读者的实际遗产——法律没改成，标准留下了。

本章依据

• 《股市评论草稿》（op-ed draft on the stock market，1984-01-26，未刊草稿，文末自注 1,514 词）——A1，亲笔；70% 重税思想实验、“近乎理想的赌场”、凯恩斯赌场判词（原件为 OCR 影印，凯恩斯引文按通行标准句核录）、分饼者/造饼者、路易十六、癌症外科医生；文中个别 OCR 讹字按可辨认原文核录（dis t inguished→distinguished）。
• 《敌意收购监管证词》（Statement of Charles T. Munger, to the Subcommittee on Telecommunications,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984-05-23）——A1；“右翼共和党人”自陈、利普顿方案加码、“被威胁的经理人行为更糟”、炸药钓鳟鱼、“同道中的罪人，在此赎罪”、“豹子出笼时拍苍蝇”。注：语料库该文件原 TITLE 误标为“储贷证词”，正文实为敌意收购/绿票讹诈证词，已按正文主题引用。
• 《西科金融 1990 年主席信》（Wesco Financial Chairman’s Letter, fiscal 1990，1991-03-08 签发）——A1（OCR 噪声文件，仅采叙述文字，未采表格数字）；十条改革方案、监管者兼保险人的弗兰克尔式设计、递延税胡萝卜、炮兵校射、“不太可能重复的偏差”。
• 《乐观在会计里没有位置》（Optimism Has No Place in Accounting，《华盛顿邮报》，2002-04-04）——A1；“乐观的会计是一种公害”。
• 《牺牲以恢复市场信心》（Sacrificing to Restore Market Confidence，《华盛顿邮报》，2009-02-11）——A1；“现在承受更多痛苦，答案是肯定的”、附带收益按劳动所得课税。
• 《基本上，玩完了》（Basically, It’s Over，Slate，2010）——A1，亲笔寓言；Basicland 全部设定与数字、好父亲合成人名、全面禁止衍生品主张、肺癌比喻、Sorrowland 结局。
• 《旺特莫尔、特威克莫尔、托特斯卡姆与笨头国的悲剧》（Wantmore, Tweakmore, Totalscum, and the Tragedy of Boneheadia，Slate，2011-07-06）——A1，亲笔寓言；赌场商业模式、牛肩肉/菲力牛排、“随你付”次贷、“打了类固醇的贪污”、Countwrong 与规则导向会计、“角色被严重夸大”后记。
• 《为什么美国该禁加密货币》（Why America Should Ban Crypto，《华尔街日报》，2023-02-01）——A1，生前最后一篇署名文章；“庄家优势接近 100% 的赌博合约”定义、中国与英国两个先例、“不寻常的常识”反讽。
• 《哈佛-西湖学校谈金融危机》（Harvard-Westlake School discussion，2010-01-19）——B1，完整转录；弗兰克尔责任哲学（“系统的负责程度，与决策者承担后果的程度成正比”）、坏刹车汽车比喻。
• 《反垄断法的反常运用》（A Perverse Use of Antitrust Law，《华盛顿邮报》，2000-09）——A1；马克·吐温矿洞引文的首次使用（与 2023 年重复使用互证）。
• 储贷组文（1988 年信、1989 退会信）与衍生品预言链、伯克希尔自营衍生品合约，分别见第五章、第十九章，本章仅回指，不重复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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